孜孜不倦与兼包融汇的态度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玄奘和义净都是著名的旅行家、翻译家。二人毕生钻研佛学和从事译经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玄奘法师一生秉承广博深厚的中华史学传统，以一部《大唐西域记》的著作，为印度文明的昨日辉煌留下翔实确凿的记录；一方面又身负精妙玄微的印度佛学思想，翻译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书，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注入新鲜蓬勃的活力。^[40]自回国后，玄奘法师“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41]。同时，玄奘法师在选译翻译材料方面注意对佛教各流派的经典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因明、般若、戒律、中观和喻伽，都有传译，其中600 卷《大般若经》、200 卷《大毗婆沙》和100 卷《瑜伽师地论》都是长篇经论全集^[42]。

义净在翻译、传播外来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同样也值得世人铭记。在梵文译经方面，义净法师非常严谨认真，他特别强调学习梵文的重要性，同时主张在译经过程当中坚持直译，遇到译文略显晦涩之时，必须在原文下加注说明，订正译音译义，介绍产物制度，这就大大弥补了直译的缺陷。^[43]《宋高僧传》卷一称赞义净法师的译经事业时写道：“然其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比其著述净多文，性传密咒最尽其妙，二三合声尔时方晓矣。”^[44]义净法师的译经事业，至死未辍，前后共译出经论107 部，总计428 余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