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旋王室，深谙政治

中土隋王朝两代君王重佛的示范，让法师关注君王的价值领引。为西行，他曾有结侣陈表之举，虽然有诏不许西行，他也不气馁。他能与在京城学习涅槃经的秦州僧孝达一起西行，途中遇凉州送官马的人结识，与陌生的胡人也能快速相识，他与东西普通人的交际能力强是不言而喻的。法师对高层政治人物，也勇于交往，善于交往。他在荆州讲经，赢得汉阳王的礼遇。有此经历，他在西行路上勇于回应凉州都督李大亮的询问。当时唐太宗登基才3年，内政外交都在过渡时期，边疆存在不稳定因素，因此官方诏令百姓不得私自出疆。李大亮是要求法师返回长安的，但法师为完成宏愿，不辞毅然西行，给李大亮很深印象，并下令通缉他。到瓜州主动拜访刺史独孤达，受其欣赏，并能感动州吏李昌，并将李大亮通缉他的访牒让他看，敦促其早去。法师途经4 个烽候处，险些有生命之忧，还能得校尉王祥的维护。到高昌之后，能与国王麴文泰相处深厚，甚至在麴氏强留情况下，以绝食抗争震动麴文泰，赢得他的尊重，麴文泰在其母张太妃面前与法师结为异姓兄弟，并相约法师东归之日，一定再相见。法师还能充分利用高昌麴文泰与西突厥叶护可汗结盟关系，为西行开辟坦途，一路近乎以高昌特使身份受到高规格礼遇。法师到印度后，能直接对话戒日王，令其主动愿意为他布置道场，同时法师又充分利用戒日王的影响，影响五印度信众，以致有包括鸠摩罗王在内的二十余国国王成为他的听众，赢得他们的礼遇。可以说，法师游走于印度君王之间，游刃有余。法师也赢得了印度佛门同道高度礼赞，赢得了大乘佛教的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和小乘佛教的木叉提婆（解脱天）的誉称。法师在返回途中，在于阗停留并上书唐太宗，充分利用了他自身与君王斡旋的能力，以致身在洛阳的唐太宗降使迎劳曰：“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11]法师到长安后受到隆重迎接。在朱雀街之南法师展示求法所得，安置舍利150 颗，金檀佛像7 躯，经论520 筴，657 部。从朱雀街到弘福寺数十里，瞻仰者络绎不绝。法师还东下洛阳面见太宗，一番言谈进一步赢得太宗的信任和看重。时为太子的唐高宗为其在大慈恩寺内提供译经院，高宗称帝后将帝王行宫玉华改宫为寺让法师常居。唐高宗还让自己与武则天所生的皇子赐号为佛光王的李显（后来的唐中宗）从法师受戒。这一切足见法师的人格魅力及对政治高层及政治格局的有效把握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