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戎昆仑文化向新疆、中亚的传播
100 多年以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者，大谈中国丝绸、瓷器、漆器、挖井术、服饰及仪仗、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等向西方传播；同时，也介绍火祆教、摩尼教、基督教聂斯多里派（景教）、伊斯兰教等等如何从西方传入中国。偶尔，也介绍一下道教传入印度。那么，中国的“非物质文化”，是否也传播到西方（新疆以远）呢？迄今为止，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更没有人作过系统研究。
据我们的研究，从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伐戎王，益国十二，其中“八国服于秦”（投降），四国远遁。这“远遁”的四国是：①析支国从青海黄河河源迁徙到新疆和田地区，建立于阗国；[7]大夏国（大河）从洮河流域西迁到新疆和田东北地区；③织皮国从青海泽曲分散迁徙到西藏北部、阿里地区和新疆东南部，被称为苏毗；④大月氏国从兰州一带西迁到昆仑山地区，并赶走了西王母部（南迁青海湖，后来称“先零”、“西零”）、渠谀（粟弋、昭武九姓，西迁中亚）。稍晚，乌孙国也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上述四国中，只有大夏西迁，引起了历史学家王国维、张星烺及黄文弼等先生的关注，但未能找出西迁的原因和年代②。
公元前7世纪这次西戎人大规模西迁，影响巨大而深远。他们把中国西部的西戎文化带到了西方。考古资料证明，昆仑山神话、西王母祭祀文化以及三角城的特殊平面布局等等都带到了西藏、新疆、中亚广大地区。兹论述如下。
（1）西戎昆仑邦国创造的独特图像——“日月合璧纹”。
考古调查表明，日月纹图像共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日月横向分布。青海省格尔木西南野牛沟岩画。中间是羽冠巫师站立，左手持一鸟（象征鸟卜、通天，或为“琼”）。巫师右侧画日月横向并列，月弯向下，日月皆不发光（表示“隐为光明也”）。巫师左侧下方画双峰骆驼。年代：距今3200年。还有日土县任姆栋血祭岩画，日月横向分布，太阳发光，似乎年代早于野牛沟岩画。
第二种，日月上下分布。青海、西藏北部、西藏西部岩画中广泛存在。青海省德令哈市西边怀头他拉岩画，日在上，下有新月相抱。不发光，我们称之为“日月合璧纹”。另外还有两个神鸟（抽象化为“雍仲”）。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曲噶尔羌岩画，在“日月合璧纹”左侧画树木（象征通天的“树神”）及三个雍仲。其年代，距今约2500年。我们已经证明，西汉时代的“乌托国”，就在日土县[8]。以月抱日，似乎包含一个神话故事。至今有一部分西藏民众称青蛙（象征月亮）为“舅舅”，应该与这个神话有关。
第三种，图案化的日月合璧纹，出现较晚，大约到了公元前1、2世纪。最典型案例，是新疆和田二体钱，至今发现100 多枚。和田二体铜钱有两种（六铢、二十四铢），六铢钱背面是单峰骆驼，四周环绕佉卢文。正面中心是“日月纹”下加人字。过去有学者推测是“月桂纹”。我们考证，这是“昆仑人”三字合体。日月，昆仑也。“昆仑人”外环绕“六铢钱”三个汉字。年代是东汉，即贵霜帝国时代。更有趣的是，斯坦因从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唐代于阗国木板画上，菩萨骑在马上，马头上顶着日月纹饰品。
（2）日月纹在中亚的传播，主要在粟特地区，渐渐传到波斯。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两河流域，在苏萨出土公元前12世纪“梅里希舒二世国王大界碑”上，就雕刻出女神头上有星星、新月、太阳（放光）。但是，不是月亮抱着太阳。所以，其构图及文化内涵与昆仑山日月合璧纹来源完全不同。
有些学者，不加深入研究，把粟特许多图像归结为火祆教图像。专家指出“粟特人的拜火教和当时伊朗萨珊王朝典型的拜火教有很大区别。它的特点是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太阳和月亮）”[9]。
典型例证是乌兹别克斯坦花刺子模城（今图尔帕克卡拉）北出土的粟特人雪花石膏纳骨器（公元7世纪末，今存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纳骨器上彩绘三幅画面：上面第一幅，中间是大门，门两侧有七个举哀者；门的顶端画日月合璧纹。显然，日月纹象征灵魂最终归处——昆仑山。大门就是进入昆仑山的“天门”。第二幅，画男性死者仰面躺在床上，左右画告别的大人及小孩。床前下方，画展翅的青鸟，它是“天帝使者青鸟公”，负责沟通上帝与人间。第三幅，画女性死者侧卧床上，周围是哭丧的大人及小孩等等。
粟特人是尊重历史传统的种族，他们在康国，“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示不忘本也”。粟特人的这种丧葬传统应该久已有之，可惜考古资料稀少。南北朝以来，粟特人还不断回归张掖、长安、洛阳等地。他们还把“日月合璧纹”纳入火祆教图像中（例如北周史君墓、安伽墓、隋代虞弘墓等等）。
粟特人把“日月合璧纹”传播到波斯。4—7世纪波斯萨珊朝的王冠上，往往使用“日月合璧纹”[10]。萨珊王库思老二世（590—628）金币上，圣火守护者，也头顶日月纹。在波斯，有时“日月纹”演变为星月纹。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西突厥统治下犍陀罗的洪德（今巴基斯坦，喀布尔河入印度河口西部附近），出土了一枚拂林罽莎钱币（739—746），背面中心是圣火坛，左右祭司头顶是日月纹。边缘有四个星月纹。[11]一些学者不明真相，说日月纹或星月纹是从粟特或波斯传入中国的。
（3）在粟特地区，西王母崇拜历久不衰。花刺子模粟特人神话中的祖先、圣王“西雅乌什”女神就是西王母（西戎语：“咸野嫫”）。花刺子模历史学家比鲁尼（973—1048）在《编年史》中，认为，花刺子模建国于“西雅乌什”。在塔吉克北部片治肯特城址，神庙的哭丧图中，有“西雅乌什”女神。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小城出土的陶像（5、6世纪），头戴宝冠，上身穿圆领衫，束腰带，下穿皮裙，左手持三叉棍，右手提虎头面具，腿间有一只老虎，张口、卷尾。这就是西王母女神[12]。
据我们研究确认，昭武九姓粟特人信仰的西王母神，称作“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祭祀“得悉神”需要杀骆驼、马、羊，还需要酒（《随书.西域传.曹国》）。《新唐书.康国传》记载，供奉该女神的金器具上题款为“汉时天子所赐”。这证明“得悉神”是汉朝与昭武九姓唯一共同信仰的女神——西王母女神（“得悉神”或即“大西神”也）。
（4）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撒马尔罕，《魏书》称“悉万斤”；《隋书》称“康国”；玄奘称“飒秣建国”。考古学家发掘了撒马尔罕古城——“阿夫拉西阿卜城”。它建于公元前6世纪，是粟特地区最古老的城市，平面呈“三角形”（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另外，在阿富汗的昆都士城北，也有一座“三角城”（前4世纪）。这种独特的“三角形”城市平面布局，既不见于古埃及、古两河流域、古波斯，也不见于古代印度。那么“三角城”来自何处？
我们的调查显示，在青海省北部和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今有七处“三角城”：青海省祁连县、海晏县、刚察县、甘肃省民勤县、安西县（破城子）、高台县、永昌县。永昌县还保存有“三角城遗址”；民勤县有“三角城古址”。
很显然，是当年“渠谀（粟弋）”西迁的时代，把“三角城”（昭武城）形制带到了中亚。“三角城”是西戎粟弋人的创造：都是北部城墙宽，南部城墙窄，目的是抵挡并消减狂烈的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