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上的“文化外交”
在古代中外关系史上，中外宗教文化交流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佛教徒或求法或弘教而形成的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与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往来，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古代中国文化外交活动的展开。
中国历史上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外交活动十分频繁。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古代印度的佛教往来构成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汉明帝遣使者蔡愔西行求法，迎请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遂有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的建立。“寺”本为官署名称，也是最初汉代朝廷负责接待国外来宾的机构。虽然此时中印之间尚无正式外交关系，但汉明帝“遣使”西行求法及为接待印度僧人而有“佛寺”的初建，实乃中印之间“文化外交”的最初表现。而史学家所认可的佛教初传中国的事件则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支使者口授佛经，显然亦为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文化外交事件。
此后，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逐渐增多，同时亦不断有印度僧人来中国传播佛教。唐以前，中国佛教的文化外交主要表现为印度佛教输入中国，以及中国佛教向日本、韩国的输出；唐以后主要表现为中日韩东亚区域的佛教交流，中国向日本韩国输出佛教天台宗、禅宗等文化。其中著名的如玄奘西行求法、鉴真东渡日本及日本派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交流，高丽王子金乔觉、义天等来华求法等等，都在中印、中日、中韩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从文化外交的意义上来看，古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大多是属于民间外交，同时也对中国与南亚、东亚各国的友好往来及官方外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玄奘“西行求法”之举在唐朝与天竺诸国交往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谓为唐代中印之间由民间往来（民间外交）带动文化外交的典型案例。
唐僧玄奘西行求法的故事因为《西游记》而家喻户晓。历史上的玄奘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佛教唯识宗的创始人，同时其以西行求的事迹为中印友好谱写了新的篇章，成为中印友好的化身。玄奘法师自唐贞观元年（627）私自离开长安城起开始西行求法，至贞观十九年（645）载誉归来（史载当时长安城“道俗奔迎，倾都罢市”，唐太宗亲自接见玄奘），前后长达18年之久。
贞观十四年（640），由于玄奘在印度获得“大乘天”之号而受到印度摩揭陀国戒日王的接见，玄奘借机向戒日王叙说盛唐之情状，令戒日王十分向往。次年，戒日王便向唐王朝“遣使朝贡”，并向大唐递交了国书，表示世代友好。唐太宗随即亦谴使者赴印度“降玺书慰问”，戒日王“膜拜而受诏书”[6]，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印度派出使者，从而在中印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建立起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的贞观十七年（643）三月起至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唐王朝先后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及印度，尤其是王玄策曾四度出使印度[7]，不仅深化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而且还促进了中印之间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而唐太宗亦对佛教态度有所改变，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均缘于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传奇经历。
在玄奘取经回国以后的一个时期之内，赴印度求法的人数达也到一个高峰时期。在唐.义净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贞观十五年（641）至武后天授二年（691）近50年间57 位（包括义净本人）分别来自大唐、新罗、睹货罗（即古代中亚的大夏）、康国（康居）、土蕃的僧人赴印度求法的经历，这57 位僧人中，中国籍的僧人就有44人，其中取海路到印度求法的人数最多。[8]
而在隋唐以降迄于宋明，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方向与路径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东亚的中日韩之间的佛教交流取代中印之间的佛教交流成为这一时期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重心。由于包括中国佛教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空前繁荣，吸引了大量的日本、韩国僧人前来中国学习求法。此时作为汉传佛教中心地区的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及地区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承担着东亚、东南亚、南亚诸国之间政治、经济及外交往来中无法取代的重要角色。对此，赵朴初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这样说过：“中韩日三国的佛教文化是我们三国人民之间的黄金纽带”。[9]“黄金纽带”的比喻非常形象，说明自古以来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往来弥足珍贵，也最能体现佛教作为“和平外交”的使者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多数时间是作为中国的属国而存在，有时甚至就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中朝之间的佛教文化外交自不必说，在此从略。就中日之间佛教文化交流而言，隋唐以来在日本国不断有僧人或作为官方使者或为求法来中国朝圣，同时也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僧人，历尽艰辛东渡日本传播中国佛教及中国文化。尤其是日本派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交流，无疑是以佛教为载体的中日“文化外交”的重要举措。
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朝派遣到中国隋朝的使节团，以遣隋使为标志，揭开了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序幕。当时日本由圣德太子摄政，其曾于公元600年、607年、608年、614年四次遣使入隋。圣德太子的意图是求取佛经，促进佛教的流通，吸取学习中国的文化与典章制度。所以代表团除使臣之外，还有不少学生和僧人随同前来。而遣唐使的规模则更大。唐朝时期，日本先后派出十八次规模庞大的遣唐使团。每个使团中，留学僧、请益僧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第二次遣唐使为高宗永徽四年（653），除大使及留学生外，还有学问僧道严、道通、道光、惠施、觉胜、辨正、惠照、僧忍、知聪、道昭等120余人隨团入唐求学佛法，其中道昭随玄奘大师学习法相唯识、因明学等。这也是日本入唐使团中学问僧最多的一次，据统计留学日僧占到了日本留学人员总数的76%。[10]日本派遣唐使、遣隋使来华的行为，既是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亦可谓官方的“文化外交”之举。
自公元894年日本废除谴唐使制度起至宋元时期，中日两国并未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然而，中日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并未因此中断。特别是在南宋及元代，来中国巡礼求法的日本僧人数量也达到了历史上又一个高峰时期。据统计，南宋时有名可考的入宋僧达149 人[11]，而日本僧人入元参学并在史册上留名的多达二百二十余人。[12]至明代，中日恢复了官方外交，明日（足利义满时期的日本为明朝纳贡称臣）之间前后有19 次往来，中日两国互派的使者均是出家僧人。日本派出的正使、副使多为五山僧人，学问极好。1506年第八次“谴明船”正使为东福寺82 岁的老僧了庵桂悟，明武宗慕其德名，命其住持阿育王寺并赠给金栏袈裟。了庵桂悟曾与王阳明过从甚密，当他回国时，王阳明为其作《送了庵和尚序》，而了庵桂悟也在日本最早传播阳明学。
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外交主要以民间外交的形式继续进行着，为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佛教作为文化外交的重要载体，保持了千余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