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唐三藏圣教序》及《皇太子臣治述圣记》
敦煌遗书P.2323 卷首所存失题序文，实为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后半部分。据佛教史籍记载，李世民《大唐三藏圣教序》及李治《述圣记》专为玄奘法师译经而写，均撰述并宣读于贞观廿二年（648）六月。《佛祖历代通载》卷第十一等佛教史籍均有详细记载，《全唐文》也收录此序、记。按当时的规定，《大唐三藏圣教序》和《皇太子臣治述圣记》当时都规定要抄写在经文之前，P.2323 即是如此，而且抄写时间上距撰述时间仅三月有馀。
敦煌遗书中除本卷外，尚有S.343、S.4612 号、P.2780、P.3127 号抄写此二序，但这几卷都沒有抄写于经文之前（或因后来人为将序文与经文分开亦不得而知），其中S.4612为一废弃本，卷中有“兌”字；S.343 混杂于一些佛事活动的应用文书中，时代较晚。但这些写本在文献校勘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鉴于P.2323《大唐三藏圣教序》和《皇太子臣治述圣记》的抄写时间距其撰述和颁布的时间极近，可能是其最早或最原始的形态，与现存各类传世本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兹将现存內容移录如下：[1]
（前缺）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仗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闲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泼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露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义。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腾于口海。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阙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唯人所讬。譬夫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泫其华；莲出绿波，飞尘不能汙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淨，则浊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况乎人伦有识，不缘庆而求庆。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
尔后接抄的《皇太子臣治述圣记》为全文：
皇太子臣治述 圣记
夫显扬正教，非智无以广其文；崇阐微言，非贤莫能定其旨。盖真如圣教者，诸法之玄宗，众经之轨躅也。综括宏远，奥旨遐深。极空有之精微，体生灭之机要。词茂道旷，寻之者不究其源；文显义幽，履之者莫测其际。故知圣慈所被，业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缘无恶而不翦。开法网之网纪，弘六度之正教，拯群有之涂炭，启三藏之秘扃。是以名无翼而长飞，道无根而永固。道名流庆，历遂古而镇常；赴感应身，经尘劫而不朽。晨钟夕梵，交二音于鹫峰；慧日法流，转只轮于鹿苑。排空宝盖，接翔云而共飞；庄野春林，与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资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敛衽而朝万国。恩加朽骨，石室归贝叶之文；泽及昆虫，金匮流梵说之偈。遂使阿耨达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华之翠岭。窃以法性凝寂，靡归心而不通；智地玄奥，感恳诚而遂显。岂谓重昏之夜，烛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泽。于是百川异流，同会于海；万区分义，总成乎实。岂与汤武校其优劣。尧舜比其圣德者哉！玄奘法师者，夙怀聪令，立志夷简，神清龆龀之年，体拔浮华之世。凝情定室，匿跡幽严；棲息三禅，巡游十地。超六尘之境，独步迦维；会一乘之旨，随机化物。以中华之无质，寻印度之真文，远涉恒河，终斯满字；频登雪岭，更获半珠。问道往还，十有七载；备通释典，利物为心。以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于弘福寺翻译圣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尘劳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自非久植胜缘，何以显扬斯旨？所谓法相常住，齐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仪之固。伏见御制众经论序，照古腾今，理含金石之声。文抱风云之润。治辄以轻尘足岳，坠露添流，略举大纲，以为斯记。
《大唐三藏圣教序》和《皇太子臣治述圣记》又是唐代御制经序中最早的两件，李世民《三藏圣教序》及李治《述圣记》均撰述并宣读于贞观廿二年（648）六月，而敦煌此本抄写于同年十月一日；同时敦煌本是杜行
早年的书体，抄写时间上距皇帝制序的时间仅三个多月，所以是真正的贞观初版单行本（详下节）。又有题记为我们提供了杜行
、辩机等名人的一些历史信息，至为重要。如杜行
，《开元释教录》卷九记载为唐代译经居士，京兆人。主要活动于仪凤年中（676—679）任朝散郎行鸿胪寺典客署令，通晓各国语言，兼善文藻，尤精天竺语书；时有罽宾国僧佛陀波利携梵经来奉献，帝诏令行
翻译，于仪凤四年正月译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其余事迹及生卒年均不详。P.2323 记他笔受时为贞观二十二年，早于仪凤译经三十多年，是杜青年时期的活动记载，加上和玄奘的关系，特别引人注意。从字体上看，P.2323 不像是成熟的写经生或书法家所书，更像一位年轻书手所写，很可能就是当时杜行
亲笔写的那一卷。
如果说《大唐三藏圣教序》和《述圣记》最权威的抄本，可能还排不上敦煌诸写本，应该是褚遂良书《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即《皇太子述圣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七：
三年春三月，法师欲于寺端门之阳造石浮图，安置西域所将经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浮图量高三十丈，拟显大国之崇基，为释迦之故迹。……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南面有两碑，载二圣《三藏圣教序》、《记》，其书即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笔也。[2]
现存褚遂良书、万文韶刻二序之二石，位于陕西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大雁塔底层，分立塔门之东、西龛各一。东龛內《圣教序》碑，书写行次从右排向左；西龛內为《述圣记》碑，书写行次从左排向右。两碑对称，又称《雁塔圣教序》或《慈恩寺圣教序》。《圣教序》隶书题额，21 行，行42 字，共821 字，文左行，褚遂良的官名为中书令，写年月日，前者为永徽四年（653）岁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述圣记》篆书题额，20 行，行40 字，共642 字，文右行，褚遂良的官名为尚书右仆射；题书写年月日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前后相差不足两个月；这个时间都上距贞观廿二年六月制序五年之久。但褚遂良书与P2323 贞观抄本保存部分相校，无一差别；褚遂良为唐代名臣和大书法家，所抄两序自然应该是正本；而敦煌贞观本的抄写时间为颁布当年，即廿二年十月，为初抄本。褚本19年后，有咸亨三年（672）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或《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并兼收其他内容，兹不赘。
李世民《三藏圣教序》及李治《述圣记》，开唐代帝王帝后们“御制经序”之先河。贞观时代，以李世民为首的唐朝统治者们并不是太认可佛教和高僧；也就是因为玄奘法师的魅力让他们折服，佛教从此在唐代得到很好的发展。太后、帝王们先后为译经大师们作序，“御制经序”遂成为唐代佛教史上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