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的佛性信仰与学术追求

唐玄奘西去印度取经求法，即因他对于佛性问题存有着疑惑。他13 岁出家即听受《涅槃经》，开始思考佛性问题。经历十余年的苦心思求，玄奘遍聆诸师之说，亦没能最终领悟这一问题。于是，他对已有的诸种学说心生疑窦。为明究竟，他才矢志西游，以求取大乘胜义，解决所谓“佛性”问题。

佛性问题乃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问题。它虽然在教理上体现为人何以成佛的价值理念，却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形态以及文化模式紧密相干。自从竺道生提出“阐提皆可成佛”之后，教界的争论也就大都集中在佛性问题之上，或从人、或从心、或从理诸方面对佛性理论进行论证与讨论，以至于形成了十二家异说。从此之后，有关佛性的问题就一直受到中国佛学以及佛教界的严重关注。

南北朝时期，为研究、弘扬真谛所译《摄大乘论》，曾有开坛论学的摄论师及其学派。虽其学说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主要的理论主张是，唯识宗所论之“第八识”即“阿赖耶识”乃是妄识，当为一切现象的依据。

然其妄识之中应有一份纯净的识，故而在八识之外，将“阿赖耶识”之中那份纯净的识，立为“第九识”即“阿摩罗识”，以对治妄识，从而可证“阿摩罗识”，最后成佛。它从其“八识”学说出发，肯定、论证了众生可以成佛的价值理念。但是，这一思想主张，却与当时地论学说中衍生出来的“现常”说（即主张佛性为先天本有，离染显净即可成佛）、“当常”说（即强调佛性的后天具有，觉悟须要累世修行），构成了“地论”与“摄论”之争。这一争论，延至唐初年间，还是议论纷然。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玄奘前往印度求学、西行求法。所以，结合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现状和基本问题，玄奘的学术追求，可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