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东宫人员的变动
追究历史，李治在贞观十七年被立为太子，但是他的太子之位并不稳固。太宗对李治并不欣赏，在李承乾造反被废，曾想立李泰为太子；立李治为太子后，又更欣赏行事作风像自己的李恪，有过换太子的想法，后被长孙无忌干涉而作罢。[25]李治深知自己两位兄长的行为，导致太宗一度想自杀，所以一直以“淳孝”面对太宗。《全唐文》卷11 录有李治的建寺诏令：“宜令所司，于京城内旧废寺妙选一所，奉为文德圣皇后即营僧寺。”[26]，对此后人还附会出一个美丽的故事。可见最初皇太子只是单纯的为母亲营福而造寺，因为文德太后的忌辰就在六月二十一日[27]，到忌日思念母亲而造寺，时间合理。十月，则说“其新营道场宜名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令法师移就翻译，仍纲维寺任。”[28]文字反映李治最初并未曾有建造翻经院的意图，是在寺院即将完成时增建，这与当时的朝廷动向息息相关。
因在储位之争中，李治不结党营私，政治势力非常薄弱，太宗在朝中为李治组织起由元老重臣构成的东宫官属，意在培养李治的从政经验，强化其政治力量[29]，东宫官属原有十一人，分别是：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李大亮、于志宁、马周、苏勖、高季辅、张行成、褚遂良[30]，后来又增加了刘洎和岑文本[31]，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这些朝臣变化，以及他们和李治的关系梳理如下：
长孙无忌：二十年四月，辞调护之职；二十一年六月加授扬州都督；二十二年正月兼中书令。[32]在任中书令之前，长孙无忌的职位并无实权。[33]
李世勣：十八年开始长期在外征战，二十二年改太常卿，中书门下三品，太子詹事。太宗以李治托付给他，曾噬指流血以表忠贞。[34]
高季辅：二十二年，迁中书令，兼捡校吏部尚书，晋爵蓚县公。[35]
张行成：贞观二十年，加封银青光禄大夫。[36]
褚遂良：二十一年十月因父亲过世暂时离开官场[37]，二十二年二月起复黄门侍郎，九月启为中书令。[38]
于志宁：职位并无太大变动，曾辅佐太子李承乾，宋祁的评价很中肯，说明于志宁在辅佐李治时，已经不是李治政权中的核心人物。[39]
苏勖：曾辅佐魏王李泰，劝其编写《括地志》，获得太宗的赞赏，所以也不是李治政权的核心人物。[40]
岑文本：虽然辅佐李治，但是不愿意进入核心，曾请辞“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41]
李大亮：贞观十八年过世[42]。
刘洎：贞观十九年，被太宗赐死。
马周：二十二年正月庚寅过世[43]，过世之前一直担任中书令，是辅佐李治的实权人物。
萧瑀：二十年四月，辞调护之职；二十年十月，被贬为商周刺史[44]二十二年六月癸酉过世。[45]
房玄龄：二十年四月，辞调护之职；二十二年秋七月癸卯过世。[46]
到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左右，李治身边的朝廷重臣只剩下长孙无忌等八人，其中褚遂良、张行成、高季辅手中都无实权，于志宁、苏勖等并非李治放心的人物，李治称帝后对这些旧臣的任用，也侧面反映此时与众人的亲疏程度：长孙无忌、褚遂良、李世勣三人是高宗时期的三大政治巨头。
贞观二十一年开始，太宗身体开始越来越差，《资治通鉴》中说太宗二月患风疾，到十一月才痊愈。[47]同月，李泰被晋封为濮王[48]，当初李泰也是太子的强有力竞争者，这是贞观十七年他被降封后的第一次进封。太宗这样的举措，无疑为李治敲响警钟：太子未必是最后的胜利者，“玄武门”之变的先例犹在，几个月后，三位重臣的过世无疑让李治失去左膀右臂。活着的人中，首先是长孙无忌任中书令，然后褚遂良的启用，九月褚遂良又被提升为中书令。[49]拥立李治为太子的两位重要人物被放在实权位置上，这背后，很难说没有李治的推动以及太宗的默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