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化外交”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意义
那么，中国佛教的“文化外交”何以可能？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当然有其信仰的内核。但相比起其他各大宗教，佛教又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中国佛教的文化属性也使得佛教文化有了更多的超越宗教的公共空间，从而也构成了中国佛教开展文化外交活动的理论依据。
佛教本是佛陀的教化，旨在寻求自心（自性）的回归与净化，以实现生命的安顿与超越。故佛教称自身学说为“内学”，而将除佛法之外的其他学术文化称为“外学”。但从佛教的历史上看，佛教在印度创立之始起，内学就与外学不可分割。佛陀当年所学的“五明”就包括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除内明外，其他四明均与“外学”有关。佛教的知识体系本身包含有丰富的哲学、伦理学、医学、文学、心理学、建筑学等知识。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初传、融合、创造的过程，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又对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化的佛教与儒、道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的法师无不是文化人，而佛教寺院实际上也承担了相当重要的中国文化的传承功能。例如，从书法艺术角度来说，中国书法理论中的“永字八法”创始于王羲之第七代孙、隋智永和尚，后智永法师授永字八法于唐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唐释怀素的狂草自成一家，对后世影响巨大。宋元时期长于书画及诗文创作的中国禅师比比皆是。如对日本僧人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山一宁、无学祖元、兀庵普宁、中峰明本、古林清茂等宋元禅师，既是当时的禅林泰斗，也是杰出的偈颂作家。这一点也构成了宋元禅林的一大特色。
纵观中国历史上以佛教为载体、无论是民间形式还是有官方背景的文化交流活动，其内涵均十分丰富，而且是有层次的。除佛法的学习和交流以外，还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政治、科技等诸多方面。当年玄奘西行求法，他遍游五天竺，历谒名贤，叩询请益，除寻求梵本佛经、钻研佛学之外，还学习语言、声明、因明、音乐、医学等知识。玄奘西天之行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佛经及佛教思想文化，同时他回国后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详细描述了1300 多年前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时对印度社会和历史的最详尽的记录。迄今为止，该书在印度历史研究中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就中日之间的佛教文化外交来说，隋唐时期跟随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的日本留学僧、请益僧，除佛学理论和教义的学习和交流之外，更有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学习和传承。宋元时大量的日本入宋僧、入元僧来华巡礼求法以及中国的“五山”[19]禅僧东渡赴日，不仅给日本带来了佛教禅学的兴旺，还带来了日本“五山文学”的繁荣；日本文化中的茶道、剑道、花道，甚至武士道，多与从中国传来的“禅”文化有关。实际上，很多日本僧人跟随中国禅师不仅学道，更是习文；乃至习文甚于学道。据《竺仙梵遷语录》记载，针对当时日本禅林甚至出现了“多见日本僧以文为本，学道次之”的现象，曾东度日本的元代禅师竺仙梵遷在答其日本弟子裔翔提问时说：“我国（指中国）之僧，有但能文而宗门下事绝不知者。人乃诮之，呼其为百姓僧。若僧为文不失宗教，乃可重也。”他认为，“僧者先宜学道为本也，文章次之。然但能会道而文不能，亦不妨也。”在竺仙和尚看来，学道（佛法）是大事、是根本，学诗文艺术是末、是次要的。习文虽然次要，但运用得当亦可相得益彰，是十分有意义的。他还用饭（主食）和羹（菜汤）来比喻道和文，说：“但以道为大事，以文助之，乃可发扬。凡世间一切，不可嗜而执着，成偏僻，为法尘，况文章乎。然譬如人食，有饭乃主也，若复有羹，方为全食。无羹之时，未免咽滞而少滋味。以道之饭，得文之羹，百家技能为菜为馔，斯为妙也。”[20]因此，宋元时期很多中国禅僧不仅是以佛学修养，同时还常常以理学及诗偈书画等工夫令门下的日本弟子折服的。而南宋、元代的中国禅林学习外学的风潮对日本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亦是当时中国佛教文化外交的一个趋势。
中国佛教的文化属性，不仅为古代中国推行佛教文化外交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对我们认识中国佛教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展现中国佛教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意义有重要启示，更为当代中国开展中国佛教的文化外交提供了现实可能，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的强盛，应体现为文化的兴盛；一个民族的复兴，应表现为文化的复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国际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如今的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迫切需要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就中国宗教文化来说，当代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形象必然伴随有大国佛教的出现以及中国佛教文化的输出。而佛教文化的输出，因汉传佛教的“世界性”和“公共价值”，较之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要方便得多。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外交，往往比较容易超越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和矛盾，甚至为化解国家之间的种种利益纠纷，起到其他途径或方法难以取代的特殊效果。因此，提升我国文化竞争力、展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发挥中国佛教的文化外交功能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从另一方面来看，当今世界也并不太平。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似乎并不完全是危言耸听。在对外文化交往的国际舞台上，中国佛教则始终是以“和平使者”、“黄金纽带”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佛教的文化外交是“和平外交”，佛教的和谐、和平的理念与我国对外关系上一直推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21]甚相契合，无疑也能够为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我们相信，中国佛教也一定会为这个不太安宁的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声音和正能量。
中国佛教原本就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这一点自古已然，于今更为明显。中国佛教的海外弘扬，同时也伴随着中国文化向世界的广泛传播。因此，如何将汉传佛教寺院变成传播中华文化和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培养中国佛教界的文化人，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Cultural Diplomacy Func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in the Perspective of Xuanzang's Journey to the Western Regions
Zhang Jiacheng
Professor，School of Humanities，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zes Xuanzang's journey and the role that the journey plays in Sino-India cultural diplomacy to further explain the cultural diplomacy function of Buddhism and Buddhism's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Sino-India，Sino-Japan and Sino-Korea cultural exchanges. The article thinks that Buddhism-based cultural diplomacy agrees with the concept of peace diplomacy. It looks like civil diplomacy but varies in forms，such as dharma seeking instead of missionary work. The last part of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modern value of the cultural diplomacy of Chinese Buddhism.
Keywords：Xuanzang quest for Dharma，One Belt One Road，Buddhist Interaction，Cultural Exchange.
【注释】
[1]“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一词最早见之于1934年出版的《牛津英语大辞典》，近年来国内外学术对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的研究正在逐步兴起，但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仅见若干篇学术论文，尚无研究专著问世。“文化外交”的相关定义可参见缪开金：《中国文化外交》之第一章“文化外交概说”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5月。
[2]狭义的或者古典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是指一国政府与国外民众的外交形式，它的活动手段包括文化交流项目、国际广播和互联网等，其主要表达形式是信息和语言。而在当今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公众通过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手段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到公共外交活动中来，或者有更多的公众行为具有公共外交效果。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国家应从各种角度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公众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形象，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参见百度百科“公共外交”。
[3]民间外交是以民间组织、民间人士为主体所开展的外交活动，可具体划分为民间对民间、民间对官方、官方对民间等三种形式。参见涂怡超《宗教民间外交与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4]李智：《试论文化外交》，《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 期。
[5]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 期。
[6]《旧唐书.列传》第一四八“西戎”，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38 页。
[7]王玄策出使印度一事参考了烈维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冯承钧编译：《史地丛考》，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年。另参看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及尼泊尔诸问题》，《南亚研究》，1990年第2 期；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辨》，《南亚研究》，1991年第3 期；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 期等论著。
[8]义净著，王邦维校：《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的“求法僧一览表”的统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9月，第247—252 页。
[9]1993年9月，赵朴初率团赴日本参加日本佛教界为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40 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首次提出佛教是中韩日三国友好交流“黄金纽带”的构想，并得到了三国佛教界的一致认同。参见王志光：《黄金纽带谱新篇——赵朴初谈中韩日三国佛教交流》，《法音》，1995年第6 期。
[10]胡蓉：《莫言山海远万里传道情——入唐求法的日本高僧》，2009年4月12日，网址：http：/ /www.fjdh.com/wumin/2009/04/22503566820.html。
[11]王勇、郭万平：《南宋临安对外交流》，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126 页。
[12]参见木宫泰彦者，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420-462页。
[13]参见黄夏年：《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 期。
[14]《宋史》卷四九一“列传第二百五十”之“日本传”。
[15]藤善真澄：《宋朝の賓礼-入宋僧成尋の朝見をめぐって》，《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2003年。
[16]如元天历元年（1328）文宗帝即位后，听说入元日僧雪村友梅的曲折经历后颇为感动，特赐予雪村友梅“宝觉真空禅师”称号，并请往长安翠微寺担任住持。
[17]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412 页。
[18]朱彬撰：《礼记训篡》（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 页。
[19]指南宋时确立的中国官寺制度中最高等级的禅寺，包括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五座禅寺。
[20]竺仙梵遷《竺仙和尚语录》卷下之上附“问答”，《大正藏》第80 册，第425 页。
[21]作为中国对外交往中的纲领性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由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53年访问印度时提出，并1954年4月29日写入中印双方签署《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及交通协定》的序言，其具体内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