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性与官方性的统一

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整个过程来看，佛教内部高僧们是最为重要的传播力量。几次最主要的佛经传入内地，都是由高僧来完成的。从东汉后期的安世高、支谦，到西晋的竺法护，再到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长安传法译经，南朝时期真谛佛经的翻译，北朝菩提流支集团的译经，唐代玄奘、义净的译经，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些高僧在中国内地的传法译经，几乎都是他们自身对弘扬佛法事业的追求和献身。玄奘西去求法的目的就是要求得真经，获得原原本本的印度佛经的解释。历史上也有过官方派出的使团，比如北魏后期的胡灵太后派慧生宋云去印度求法，不空的返回印度取经获得唐玄宗的大力支持。但是这已经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主流，从这一点上讲，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国的整个过程中，民间性的求法是主流，而不是由官方来发起的。

但是在佛教真正进入中国文化之中的时候，官方性的行为尤其到了极大的关键地位。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这些高僧们的传法译经活动很难得到保障和广泛的传播。虽然玄奘最初西去求法的时候没能得到政府的允许，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却得到格外的重视。正是在唐朝统治者的支持下，玄奘才得以有条件翻译佛经。鸠摩罗什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巨匠，创造了“意译”之法。他的传法译经也是由于后秦统治者姚兴用人力物力资助的结果。南北朝时期的真谛，虽然住无定所，颠破流离，但是他的佛经翻译还是得到了地方政权官员的支持。北朝的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等人，是在北魏统治者的支持下进行佛经翻译的。因此回顾历代有较大影响的佛教文化传播事件，它们几乎都是民间性与官方性的最终统一。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真正派出使团去印度求法的比较少呢？一方面与佛教在印度发展的地位和佛教自身的性质有关系，另一方面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历程十分的漫长，而且在历史发展的大多数时期并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也就是说，在印度佛教始终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治形势。真正通过官方的力量来推行佛教传播的也只有在阿育王时期影响较大。佛教在印度本土发展的这种局面使得佛教在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可能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形式来进行交往的特征，只能是由佛教内部的民间性产生的。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条永恒法则。中国的社会由于宗法制度和人文道德等传统文化的成熟，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宗教一开始产生就是为政治服务的产物，自然佛教也不例外。因此在历代统治者的眼里，佛教不是神圣的东西，而是拿来为我所用的。玄奘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长安的时候，唐太宗首先想到的是他能给朝廷带来西域和印度的文化地域信息，并一再劝说玄奘临朝做官。其次佛教的发展还能稳定老百姓的精神世界，从而为他的政权统治服务。以上这些内容都说明，印度佛教向中国成功传播的过程明显具有民间性和官方性的统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