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与唐皇室的关系

由玄奘和皇室之间的关系考察唐代政教关系问题，重点关注的是《慈恩传》后五卷涉及玄奘归来后的内容，包括玄奘与当朝统治者的交往，以及记录了交往过程的书、表、奏、启、序；玄奘的葬仪。

玄奘於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到麟德元年（664）在玉华寺圆寂，共二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执政。总体而言，玄奘在贞观年间是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很多学者通过研究不同的侧面，再现了这一史实，例如《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看唐太宗与玄奘的关系》^[37]、《〈大唐三藏圣教序〉与唐代佛教的兴盛》^[38]、《论唐太宗与玄奘及唯识宗》^[39]、《玄奘恳请回少林寺译经原因探研》^[40]、《唐太宗与玄奘译经事业考》^[41]等。然而太宗驾崩后，高宗继位，皇权与玄奘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玄奘晚年的人生经历围绕以下几个事件，显得疑点重重：（1）吕才以“尚药奉御”的低微身份，何以挑战玄奘权威，掀起佛教界的风波？（2）麟德元年（664）二月，玄奘圆寂。何以从卧病到辞世前，都未有官医前往诊视？（3）为何玄奘圆寂后，没有官员参加葬礼，没有追謚，也没有塔铭？玄奘墓塔所在的“兴教寺”系在他去世九十四年后建的，而距他圆寂一百七十五年后，方树立塔铭。（4）入葬后五年，为何又发棺迁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很多学者都对这些问题予以了关注，例如《唐玄奘晚年活动散论》^[42]、《“致拜君亲”事件中之玄奘—兼论玄奘晚年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关系》^[43]、《玄奘大师晚年之行实——以高宗朝为中心》^[44]、《玄奘法师与唐太宗、高宗——初唐政教关系的个案研究》^[45]、《玄奖生平几个问题的再考订》^[46]、《玄奘晚境之我见—从玄奘死无塔铭谈起》^[47]等，都试图回答以上的疑问。显然，作为玄奘专传的《慈恩传》是解决这些问题最主要的资料。刘淑芬的《玄奘的最后十年（655—664）——兼论总章二年改葬事（669）》^[48]仔细比对了唐代有关玄奘的文献，包括《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续高僧传.玄奘传》、《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录》，发现《慈恩传》中有以下数项记载，是上列诸书所未见的，包括：永徽六年的吕才事件（唐代文献中仅有《慈恩传》详述了吕才事件）、显庆元年武后难月之祈和佛光王剃度事件、显庆二年随驾东都期间因病私出积翠宫求医的记录，以及玄奘因此而待罪所上的表奏、西明寺的建造原委和玄奘的入住等。在梳理和分析了玄奘最后十年的人生经历和历史事件后，作者认为盛名之下的玄奘，晚境相当困顿。玄奘晚年艰难的处境是从永徽六年开始，以迄于终，且身后凄凉。作者以高宗朝的政局、佛教和道教的竞争、佛教界新旧派之争为背景，首先分析唐初佛教界的风波，永徽六年“吕才事件”及其反响；再就显庆二年玄奘随驾东都时期、显庆三年敕住西明寺、显庆四年秋移住玉华寺译经各个时期讨论，借以呈现玄奘晚年和初唐政治的关联；最后，探讨麟德元年（664）玄奘初葬时官方缺席的葬事，并且论及总章二年（669）高宗改葬玄奘于少陵原的缘由，对玄奘晚境所涉及的疑点作出了较为合理有力的分析和解答。但也有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如上文提到过的刘化重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新论》^[49]，其文对《慈恩传》中有关吕才的记载其可信性提出存疑，认为书中对吕才“尚药奉御”这一身份的记载存在疑点，同时认为该书对吕才与慧立辩论的描述也存有作伪造假嫌疑，从而推测出《慈恩传》中有部分内容可能存在作伪和造假的事实。同时，作者也对《慈恩传》中所记载职官的纰漏与错误进行了考证，例如对吕才、杜正伦、李义府、褚遂良、于志宁等人的职官错误给予了相关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