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与玄奘大师的学术地位
法相唯识学在中国佛教文化乃至中国思想史的传统之中，本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
它在认识论以及知识经验层面上的意义追问，相异于以直觉感悟为特征的中国思想以及中国佛教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思维方法与知识理念。加之法相唯识宗有著名的玄奘和尚作为开宗大师，上承印度无著、世亲以至护法、戒贤一派的佛教哲学，下启弟子窥基与新罗弟子圆测阐扬唯识之学，融合了南朝的摄论学派和北朝的地论学派，从而成为盛唐初年盛极一时的佛教学派。
实际上，中国化的佛教发展过程，主要就是它与儒家不断磨合的过程。儒学作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体，自其形成伊始，就致力于德性的讲求和德行的生活实践，即如《中庸》所言：“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尽管就儒学思想的体系而言，它也将问学与德性相提并论，但是，它的价值核心却是在于德性之尊，重于德性之尊而轻于问学之道。在其更高价值追求层面上，儒学则是将问学和德性统括在以圣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当中。
正因为如此，儒学的价值追求，可以说是在宋明理学之前，基本上是集中在“尊德性”的层面上。与此相应的是，儒学是认识论追求，体现为重体认、重直觉，直将“德性之知”置于“闻见之知”之上的哲学特点，儒学的文化信仰则以成圣做贤为核心，主张“人皆可为尧舜”。魏晋时代之后直至唐王朝，虽然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呈现为道、玄、佛诸学盛行，但是就儒家思想整体的知识旨趣二言，依然是重于德性之尊，轻于问学之道。
佛教受此影响，其讲佛学者，亦大都由此行思，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大力阐扬“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以及“顿悟成佛”之说，从而形成典型的中国佛性论。其流风所至，则使唐宋时代的中国儒学，反而受到了中国佛学及其佛性论的深刻影响。作为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典型如天台、华严、禅学诸宗，就已大量吸收了传统儒学的思想内涵，构建了儒学化的中国佛性论思想和佛学体系。
儒学重德性，佛教讲佛性；儒学关注精神修养问题，佛学讲究心性修持；儒学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佛学则以立处为真、理事圆融为超越精神；儒家主张人皆可为尧舜，佛家亦阐扬悉有皆佛性。
无论儒或是佛，对于德性或佛性的信仰，一直在强调心性教化、心性觉悟的重要，置问学于此次要的地位。
自佛家发展史而言，重佛性之尊而轻问学之道的禅、贤、天台各宗，则占据了唐宋之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主席。而自儒佛融合或佛家儒学化的过程来说，所谓“德性”与“佛性”已经有了相应的融通，佛性已经德性化，德性也已经佛性化；佛性与德性的双重遵从及其信仰，促使佛学即为圣学，圣学亦为佛学，它们的互相交织和彼此影响，构成为唐宋时代及其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主干。至于德性或佛性皆应资于问学或基于知识的内在矛盾，则成为了宋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时代课题。
传自印度的佛教哲学体系，同样也具有佛性与问学两大层面的知识旨趣。如果说大乘空宗注重于其心性论的佛性追求（注重于佛性之尊），那么，大乘有宗则可以说是倾向于知识论的经验检讨（偏好于问学之道）。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印度佛教东渐入华，先着一鞭的是大乘空宗诸学派，然后是大乘有宗的接踵而至。大乘空宗因其教理与中国尤其是当时魏晋玄学的亲和力，易于为中国文人士夫所接受，故有玄佛合流的思想潮流。这一思想潮流，已经为佛教入华建设了最初的一块台阶，也同时奠基了中国佛教从此走向重于佛性之尊、轻于问学之道的路径。
大乘有宗则因其教理重于知识论的经验检讨，使其知识旨趣大有异于中国人对于佛教的接受意识，从而导致了不受欢迎的命运。真谛的历史遭遇，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但是，它对于中国人及其中国思想也不是说影响无几。先是有南北朝梁代真谛、然后有隋初昙迁和靖嵩对于大乘有宗的译传和布道，其思想及其文化理念，亦曾一度盛行。当时，因中国学者对于印度佛典的异译或误译，或因翻译和义理的相异，在大乘佛学“空”、“有”二宗之间曾经出现过相互攻诘、学说歧出的学术景象。这说明大乘有宗的东渐入华，亦对于当时的中国佛教思想界乃至中国学术界，激发过一阵不小的文化波澜。
唐玄奘作为法相唯识宗的开山大师，可以说是译传印度大乘有宗思想最主要和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所译1335 卷佛教经典，除了《大般若经》之外，主要以大乘有宗的译传为主，尤其是他以十余种佛教经典揉译而成的《成唯识论》，则是法相唯识宗的立宗文本。至此，印度佛教自无著、世亲乃至护法、戒贤一系的有宗思想，注重于从经验立场上来讨论心识活动、现象、识境关系的法相唯识宗哲学，由于玄奘的佛教地位和学术影响，他能在中国形态的佛教宗派已经形成之后，形成当时中国佛教界以及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大显学，并能构成对于已有佛教思想和模式的批判。
基于这样一个学术、思想、文化的大背景，玄奘大师的学术地位由此奠定，其学术精神也由此得以形成、作用并发挥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