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开创了东北亚法相唯识学派
贞观十九年（645）乙巳，玄奘回到长安，首先译出《瑜伽师地论》。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把100 卷《瑜伽师地论》翻译成汉文后，引起唐太宗的高度重视，御撰《大唐圣教序》，敕贯众经之首，并敕令秘书省书手抄写《瑜伽师地论》九部，颁行九州。贞观二十三年（645—649），把他最关心的佛学问题的印度原经典基本上翻译出来[17]，以解决中国佛学存在的根本问题。正如游侠所说：
在这一阶段内，法师首先以他发心赴印愿切求取的《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为中心，从事翻译大乘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诸论书。计出瑜伽学的根本论典《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和要约瑜伽法义，明染净以立教之旨的《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发展瑜伽学说，特阐所知依，开创唯识学的《摄大乘论》三卷，及此论的世亲、无性的释本各十卷；综括瑜伽法门，以三科为宗，建立法相学的《阿毗达磨杂集论》十六卷；别广唯识义理的《唯识三十论（颂）》一卷；随出略录瑜伽本地分的名数、境事，分别明一切法无我和无我唯法义的《百法明门论》和《五蕴论》各一卷。瑜伽之学统摄三乘，而归趣所在乃在菩萨乘，法师为宣扬胜业，故于开译之初，特郑重其事，首先译出他西游途中得之于中印吠舍厘国、吠多补罗城，开示菩萨行纲领的《大菩萨藏经》二十卷（后菩提流志收编于《大宝积经》内，为第十二会），标出所宗。瑜伽之极果究竟于佛地，同时译出《佛地经》一卷。接着复出代表那烂陀寺瑜伽学说，总结了发挥大觉地所依、所摄、所行境界诸义的《佛地经论》七卷。瑜伽学着重践行，特出弥勒菩萨集菩萨诸学处而成的《菩萨戒本》及《菩萨戒羯磨文》各一卷，以示大乘戒之通轨。又重出瑜伽学抉择境、行、果所据的《解深密经》完本五卷。还译出和瑜伽学说立异的清辨论师的《掌珍论》二卷，以供参考。又出专明思辨真似、论议立破理则的《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各一卷，为因明学奠下基础。[18]
这段文字，十分扼要地把玄奘法师译经的初衷和盘端出，说明玄奘法师最初5年的译经生涯，以《瑜伽师地论》为圆心，以法相唯识学为半径，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当时印度佛学的最高成就，并把“专明思辨真似、论议立破理则”的印度佛学新动态——因明学介绍给了东北亚佛学界。
玄奘把7世纪印度最为繁荣昌盛的瑜伽行派的学说引进到长安，传播到东北亚。在唐朝，玄奘法师的嫡传弟子窥基撰有《成唯识论述记》、《辨中边论述记》、《二十唯识论述记》、《瑜伽师地论略纂》、《杂集论述记》、《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因明入正理论疏》等。窥基的门人慧沼撰有《成唯识论了义灯》、《因明入正理义纂要》等。慧沼的门人智周撰有《成唯识论密演》、《因明入正理论前记、后记》等。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以佛教为国教，很多新罗僧人入唐求法。圆测（613—696）是新罗王孙，15 岁来中国留学，在唐参学法常（567—645）、僧辨（568—642），通六国语言，拥有唐朝度牒，奉敕命先后住长安元法寺、西明寺，通晓《毗昙》、《成实》、《俱舍》、《婆沙》等古今章疏，参与玄奘译场，主讲瑜伽论和唯识论，论著有19 部83 卷，有关玄奘所传唯识、因明的著述有：《成唯识论疏》30 卷（一说10 卷）、《成唯识论别章》3 卷、《二十唯识论疏》2 卷、《百法论疏》1 卷、《观所缘缘论疏》2 卷、《大因明论疏》2 卷、《因明正理门论疏》2 卷、《瑜伽论疏》等，这些论著虽然已经遗失，但可看出圆测亲近玄奘法师时的所学。圆测的学问在玄奘门下，可与窥基法师相媲美，在当时名气很大，武则天女皇皈依，新罗国王“邀请他回国，但武后不准”。[19]尽管如此，他培养的两位韩国留学僧弟子道证、胜庄相继回国，把唯识学和因明学移植到朝鲜半岛。道证留下了《成唯识论要集》、《成唯识论纲要》、《辨中边论疏》、《因明入正理论疏》、《大因明论抄》、《大因明论疏》等著作，胜庄的著述有《成唯识论决》、《大因明论述记》等。新罗僧神昉是玄奘法师最优秀的弟子之一，“在上足四人（神昉、嘉尚、普光、窥基）中，首屈一指，称为大乘昉。”神昉著有《顺正理论述文记序》、《成唯识论要集》、《显唯识论集记》、《种性差别集》等。
在玄奘法师新罗弟子们的努力下，唯识学和因明学在新罗普及开来。太贤是圆测门下道证的弟子，他与元晓、憬兴齐名，并称为“新罗三大著作家”。就唯识、因明学而言，太贤著有《瑜伽论古迹记》、《瑜伽论纂要》、《成唯识论古迹记》、《成唯识论决择》、《唯识二十颂古迹记》、《摄大乘论世亲释论古迹记》、《中边论古迹记》、《辨中边论古迹记》、《显扬论古迹记》、《五蕴论古迹记》、《百法论古迹记》、《观所缘缘论古迹记》、《因明入正理论古迹记》、《因明入正理论记》、《因明入正理论学记》、《因明正理门论古迹记》等；元晓著有《瑜伽抄》、《瑜伽论中实》、《成唯识论宗要》、《摄大乘论世亲释论略记》、《摄大乘论疏》、《辨中边论疏》、《因明论疏》、《判比量论》、《因明入正理论记》等；憬兴著有《瑜伽论疏》、《瑜伽论抄》、《瑜伽释论记》、《成唯识记》、《成唯识论贬量》、《唯识枢要记》、《显唯识记》、《因明论义抄》等。此外，行达著有《瑜伽论料简》、《唯识枢要记》；顺璟著有《成唯识论料简》、《因明入正理论抄》；玄一著有《瑜伽论疏》、《唯识论私记》；悟真著有《因明论备阙略抄》、《成唯识论义苑抄》；义寂著有《成唯识论未详决》、《百法论总疏》、《百法论注》；道伦著有《成唯识论要决》、《瑜伽论记》。
玄奘法师门下，还有日本弟子。在日本齐明天皇（655—660）朝，朝鲜归化人百济王后裔道昭，在白雉四年（653）五月，随遣唐使赴唐求法，在玄奘门下，受教7年，回日本后，住元兴寺，“盛张法筵”。齐明天皇四年，智通、智达乘新罗船赴唐，“跟玄奘和窥基（慈恩大师）学法相教义”，回日本后，与道昭共同开创了玄奘法相学的“南寺传承派”，又称“元兴寺传”。大宝三年（703），智凤、智鸾、智雄等人奉旨赴唐，在智周门下，学习唯识教义，回国后，创立了玄奘法相学的“北寺传承派”，又称“兴福寺传”。[20]
在中国和东北亚学术界，重视于《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学修，而对《声闻地》的注疏基本上阙如。这种情况在印度学术界有所改观。1938年5月27日，印度学僧Rāhula Sākrityāyana 在西藏夏鲁寺发现《瑜伽师地论.声闻地》梵文写本，摄影底片保存在印度巴特那博物馆（Patna Museum），逐渐引起印度学者关注。1961年，Alex Wayman 在其博士论文Analysis of the Crāvakabhūmi Manuscript（Classical philology vol.17，Berkeley & los Aangels）里，把一部分内容首先用罗马字母转写和英译。1973年，Karunesha Shukla 在其校订的Crāvakabhūmi of Äcārya Asaga（TSWS. Vol. XIV Patna，1973年）里，把梵文写本《声闻地》作了全面校注。[21]
基于上述，玄奘法师在唐都长安，在把《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论》等印度佛学前沿性论著翻译成汉文的同时，开创了东北亚玄奘学派，但随着玄奘法师的圆寂，其学派数传后，却被禅宗、天台宗所取代，但在近代中国，却放出了万丈光芒，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