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求真理遍参诸师

此后，玄奘遍历讲习，遍参诸师。先是与已出家的兄长住洛阳净土寺，从景、严法师习《涅槃经》、《摄大乘论》，废寝忘食。后与兄长经长安入蜀，途中遇东都道场之空、景二法师，遂每日从之受学。至成都后，更听“宝暹《摄论》，道基《毗昙》，志振《迦筵》。敬惜寸阴，四五年间，究通诸部。”^[3]武德五年（622）受具后，“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经论研综既穷，更思入京询问殊旨。”^[4]可见，玄奘虽然在此期间学通诸部，可也对某些问题产生了一些疑惑，因而才有了入京参学的念头。此后，玄奘北上，曾参休、淡、岳三师，“质问疑碍”、“寻访异同”，这时的参学已与之前有很大不同，但玄奘仍未找到令他信服的答案，因而才有了后来的“既遍谒贤，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5]此“惑”即指玄奘在给高昌王的谢表中所记：“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诤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6]正是因为当时的佛教界“各擅宗途”、“莫有匠决”，佛教典籍又“隐显有异”，玄奘法师才有了西行求法的念头。自大业十年（614）13 岁出家为沙弥，与兄捷法师同住洛阳净土寺，至贞观三年（629）28 岁藉霜俭之由自长安西行，16年间，玄奘从一位习近业微的小沙弥逐渐成长为誉满京邑^[7]的比丘，靠的正是其对待学问、对待真理的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求真精神，才不会以誉满京邑而自满，才促成了流芳千古的玄奘西行，才有了后世广为传颂的《西游记》。

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印度后，玄奘即开始了生命中第二阶段的求学生涯。玄奘心中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凡解经、论二十部者一千余人，三十部者五百余人，五十部者并法师十人。唯戒贤法师一切穷览，德秀年耆，为众宗匠。”^[8]玄奘在该寺停留学习达五年之久，期间得到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戒贤大师亲授《瑜伽师地论》三遍，玄奘也因其深远学识跻身该寺精通三藏的十位大德之一。该寺学风浓郁，每天都有百余场讲座，僧人修习亦无弃寸阴，在这样的氛围下，玄奘“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以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讫，至此寻读决疑而已。”^[9]经五年时间，玄奘在那烂陀寺学成，又花四年左右的时间游学印度，继续参学。期间曾于东印度境内从伊烂拏国的如来密和师子忍读《毗婆沙》、《顺正理》等，从憍萨罗国善解因明之婆罗门读《集量论》；于南印度境内驮那羯磔迦国从善大众部经典的苏部底、苏利耶二僧学《根本阿毗达摩》等论；于北印度钵伐多国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摄正法论》、《教实论》等；后返回摩揭陀国于低罗择迦寺善萨婆多部及《声明》、《因明》之般若跋陀罗谘决所疑；后从胜军居士“学《唯识决择论》《意义论》《成无畏论》等。”^[10]至此，玄奘第二阶段的求学生涯可算结束。玄奘虽已亲承戒贤法师，跻身那烂陀寺十大德之一，却仍能不耻下问，广泛涉猎，足见其对真理的执着和热爱。而这样的不耻下问、广泛涉猎，也无疑为其制《会宗论》、《制恶见论》破顺世婆罗门及正量部之说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