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印度佛教从两汉之际开始向中国传播，一直到宋代，持续近千年之久，这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比较罕见的现象。虽然其他宗教的输入和传播，历史上也经历了长久的时间，但是印度佛教在向中国输入的过程中，却呈现出独有的持续性特点。这种持续性并不仅仅是时间上的简单重复，而是伴随着佛教内容的不断更新，新产生的佛教内容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内地。

北印度地区的说一切有部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开始兴盛发展并逐步占据主导的地位。大约在公元前后，大月氏最初接触的就是小乘有部的佛教，并把它开始向中国传播。但是在部派佛教就已经开始酝酿出现的大乘佛教思想也在印度本土积蓄发展着。公元一世纪左右，大乘佛教的很多经典在北印度地区得到初步的编撰，从而迎来了大乘佛教发展的初期阶段。这其中的许多经典，经大月氏、安息、康居等中亚国家僧人的东来，传播到中国内地而来。从此大乘佛教开始了向中国的输入和影响。虽然有了初期的发展和一些经典的出现，但是大乘佛教并未带来迅速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哲学理论的指导有关系。龙树的中观般若学说的产生实出必然。中观空宗的理论体系，促进了大乘佛教初期阶段的兴盛。在此期间产生的最新经、律、论也得以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传播输入。

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龙树的理论体系也显现出许多不足之处，许多新的大乘经典陆续编撰而成，如《胜鬘经》的如来藏问题和《大般涅槃经》的佛性问题等都做了创新的解释。世亲、无著在吸收了小乘佛教思想的基础上，继续了大乘佛教理论的创新，引来了大乘佛教发展的中期极盛时期。我国南北朝和隋唐时期输入的很多佛经和佛教理论，皆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公元7世纪以后，大乘佛教的理论走向思辨繁琐的风气，高僧脱离群众的现象日益严重，衰败之像从内部开始产生。为了争取群众，他们便使用印度教的密咒和方法，佛教从此走向了密教的阶段。中国人对佛教理论和内容的渴求，并未因佛教在印度的衰落而锐减，相反密教的东西仍然受到汉人的极大喜欢。一直持续到北宋，印度本土的佛教逐渐消失，再也没有理论和内容创新的时候，中国人才真正停止了对佛教输入的渴求。然而巧合的是，中国佛教自身的发展也同时走向了世俗化和历史的衰退。

回顾整个印度佛教向中国输入的过程，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佛教的整个发展过程，始终与印度佛教本土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每出现新的内容，就会很快传入到内地。

虽然印度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是持续的，呈现阶段性的特征，但是并不影响这一过程的整体性特征。首先从印度佛教的发展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公元前6世纪佛陀创教的原始佛教时期，到派别林立的部派佛教时期，再到大乘佛教的出现与发展，最后是密教的出现，无不显示了佛教产生、发展、壮大、衰退的事物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其次，从中国内地接受佛教的过程来看，也经历了一个传入初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过程。但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还具有另一条线索，那就是印度佛教的中国化问题。它虽然受到了印度佛教不同时期的影响，但是总体上却按照了自己的思路进行发展。比附阶段是佛教发展的初级阶段，大约是在东汉三国和两晋时期。这是佛教刚刚进入中国内地的自我选择，顺应了国人的思想观念需求。南北朝时期，应该看作是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次高峰。从皇帝到士族阶层，再到普通百姓，掀起了信仰领域的高潮。同时佛教义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玄谈义理和研究把佛教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是这一阶段总体上处在印度佛教的吸收过程。大量的经典从海路两线持续输入，使中国大陆及时全面地接受了印度本土的佛教内容。在这一接受的同时，引发了中国僧界对理论问题的大讨论。进入隋唐，国家的大统一给佛教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佛教在前期的基础上，进入了对印度佛教改造和创新的阶段，让它更适合中国自身文化的需要和发展。这一标志就是八大宗派的产生。虽然这一阶段仍然有印度本土佛教新内容的大量输入，比如玄奘、义净、不空等人的译经和密教的出现，但是却未能改变中国佛教走向自我创新发展的局面和趋势。从宋代开始，中国佛教的发展逐步世俗化，衰退的趋势不可扭转。这固然与印度本土的佛教发展的停息有关系，但绝不是决定因素。这是佛教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后的必然走向。当然其背后的因素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组合。因此，从总体上看，虽然中国佛教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不间断的受到印度本土佛教的影响，但是基本上遵循了一条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且是一条从初级到兴盛再到衰落的完整过程。

玄奘选择去印度求法，正是这一整体性过程中的阶段性事件。他把印度本土中的大乘佛教后期的世亲、无著的佛教思想原本地引入到中国内地，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玄奘所处的时期正是从南北朝向唐朝中国佛教成熟发展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并不因为玄奘的新译经而改变中国佛教发展的整体趋势。他的思想和方法作为法相宗的一派被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