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隋大业八年(612),13 岁的玄奘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隋大业十二年(616),玄奘随其兄到长安居住,后入汉川,至高僧大德云集的成都学习经文。唐武德五年(622),聪颖好学的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后便启程遍游各地,并四处拜访名师和讲经说法。经过多年的耳闻目睹,玄奘深感异说纷纭,苦思冥想后仍无从获悉,便产生西行求法之念。贞观三年(629),玄奘从长安出发,孤身西行,开始了长途跋涉5 万里西行求法的艰难历程。
玄奘涉尽艰难,经秦凉高昌等地,抵天竺北境,即穿过今之新疆北路,经中亚地区、阿富汗而进入印度境内,沿途瞻礼佛祖圣迹,几经艰险,终至摩揭陀国。贞观五年(631),玄奘终于到达当时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学府——摩揭陀国那烂陀寺,遂驻留于此,入戒贤法师门下受学。戒贤为世亲大师所传法相宗嫡传,虽已年逾百岁,但仍不辞辛苦地为玄奘开讲《瑜伽师地论》、《显扬论》、《对法论》、《因明论》、《顺正理论》等。在那烂陀寺期间,玄奘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地苦苦钻研佛经,并学习了语言、声明学、因明学、音乐、医学等其他学科。贞观十一年(637),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开始到印度南方地区游历和学习。他走遍五天竺,遍寻名师圣贤,请益学习并搜求梵本,在游学四年之后又重返那烂陀寺,代戒贤大师宣解《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
在玄奘41 岁,他本意欲东归回国,但因当时印度教派繁杂,婆罗门教和小乘佛教批评大乘佛教,玄奘便极力为大乘佛教辩护。摩揭陀之戒日王对玄奘格外尊崇敬佩,优渥礼遇有加,特意在曲女城召集大会,遍请五印度国王、沙门、婆罗门、外道等。玄奘登坛说法,以梵文作《真唯识量颂》,向大众宣解。当时玄奘讲论,任凭他人发问,据说18 天内竟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这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玄奘在曲女城大会上的非凡表现,为中国争得了荣誉,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史无前例的荣耀,也是玄奘个人在印度最具传奇色彩的一次非凡经历。由于摩揭陀国戒日王钦佩玄奘,特派人到唐王朝去朝贡,唐太宗也派人回访戒日王,从此开启了中印政府间亘久绵延的友好往来。
贞观十七年(643),玄奘执意已决,启程东归。玄奘由北印度罗耶加国出发,以马驮经,沿途讲经说法,经坦义斯罗国,渡河时遇大风,遗失经本50 策,便选择了翻越冰雪覆盖的大雪山,取南路回国。后在于阗补抄失经,因所携经卷繁多,怕再有失落,便上表唐廷,报告西行经过,朝廷轰动。唐太宗得知这一喜讯,特命丞相房玄龄、大将军侯莫、陈实等前往迎接。贞观十九年(645),历尽艰辛万苦的玄奘终于抵达长安。当时长安城民众奔走相告、夹道相迎、盛况空前,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1]玄奘西行携带回国的梵筴佛典异常丰富,共526 筴、657 部,对研究佛教原典文献有很大的帮助。
新世纪以来,佛教日益投身于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并逐步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习近平主席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多次提到佛教在中华文化复兴中的作用,他在2014年中法建交50 周年纪念大会上肯定地提出:中国文化复兴佛教当担大任。时至今日,玄奘已经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更是一个对中国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在中华文化复兴的今天,我们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灵动起来。无数事实充分证明,玄奘依然活在广大民众心中,他的崇高精神永远不可磨灭,其精神也将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为建设“更加富强、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丽”的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