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圆融随机弘法

玄奘法师（600—664）在贞观元年为“弘扬正法”，“私往天竺”。他在北印那烂陀寺求法期间，与声振五竺的戒日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先后在曲女城“大法会”和有50 万人参加不分贵贱的“无遮大会”上，“戒日王者，聿修前绪，笃述惠施”且“置大佛像”“而以奉施”^[1]戒日王在玄奘和“诸国二十余王”的陪同下赴会，随后戒日王向十方佛陀顶礼。这两次大会表明，这不仅是统治北印的戒日王与佛教高僧玄奘的一次联袂，也是政教结合的具体表现。在五竺纷扰的政治局面和浓厚的宗教文化的背景中，任何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处理好政教之间的关系，要想建立巩固的政权是难以实现的。玄奘与戒日王共同把握了历史机遇，使佛教与王权的政事密切合作，既稳定了北印的政治格局，又挽救了大乘佛学的颓势。玄奘的政事观不仅在北印的弘法亲践中经受了考验，在他返回长安之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译经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返回长安，他在回国后的十九年中，共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成为佛教史上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齐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玄奘根据自己的游历口述、弟子辩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完成，是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十七年间的见闻录，包括了西突厥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今天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部分地区和印度全境。对于各地的经济文化，风俗地貌，无不实录，为人类交流史留下了极其厚重的历史记录。

佛教虽源于印度，但自传入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经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与发展，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信仰支撑和心灵关怀，为我国文化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佛教的圆融思想有益于处理各种矛盾冲突，视全世界为一个大家庭，视各国人民为自己的家庭成员，以平等心和慈悲心，相互帮助，扶贫济困，谋求共同发展，这样才能获得共同的繁荣富强。佛教的圆融观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在国与国的交际往来方面，汲取别国的政策中的有益内容，相互理解和尊重。使中国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提高我国的文化话语权。

玄奘就是佛教丰富的思想文化的突出代表，无论在天竺，还是在汉地都十分注重处理好佛教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是政教圆融、随机弘法，爱国爱教的典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佛教文化建设正在处于一个深入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学习玄奘精神，就是要能够处理好佛教文化建设和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形成相互促进，和谐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