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场看玄奘的政治态度

大慈恩寺从建寺到落成的主要参与者，依据众多文献记载，可以得知有如下人物：玄奘、李治和李世民。下文对此逐一进行探讨。

玄奘贞观十九年归国时，最初中意的译经场所是少林寺。《释氏稽古略》中说：“师因奏西域所护梵本、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乞就洛阳嵩山少林寺，为国宣译。”^[10]太宗出于政治因素考虑，劝他还俗失败后，并未准许玄奘离开^[11]，将其留在弘福寺翻译。^[12]这一事件在《续高僧传》卷4 也有类似记载，太宗说：“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13]三年之后，太子李治建立大慈恩寺，邀请玄奘法师入住。玄奘对大慈恩寺的建立是否有推动作用？这个问题可从弘福寺是否适合译经入手，考察其条件，确定玄奘有无寻找建新译场的必要。

据《佛祖统记》、《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记载，弘福寺是太宗在贞观八年，为其母穆太后追福所建。^[14]弘福寺作为皇家寺院，也并非如上文所说其处虽小，在文献资料中，弘福寺至少有几件大事值得注意。

首先《佛祖统记》卷39 记载寺成之日，太宗亲自为佛开眼，玄奘法师以此事为契机，请太宗为新译经做序。^[15]此事说明弘福寺在太宗的心里占有重要位置，否则他不会以帝王之尊亲自为佛开眼。《全唐文》卷10 中还收有李世民所写《弘福寺施斋愿文》一篇，依内容推断，即寺院落成后施斋所写。^[16]

其次是《唐大诏令集》卷113 记载贞观十五年，太宗下诏令道在佛前^[17]，引起僧众不满。五月，太宗亲临弘福寺向道懿等人解释“尊祖重亲，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别亲疎之序，非不留心于佛也。”同时又布施寺院别造经寮。^[18]皇帝下诏令之后，亲自前往寺院解释，除了表明该寺在太宗心里的地位，也表明道懿等人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以致皇帝在诏书下达后不得不亲自前往解释原因以平息不满。

最后是《广弘明集》卷28 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作《为太穆皇后追福愿文》致弘福寺。^[19]《续高僧传》中有贞观十七年新罗慈藏归国，东宫赏赐，在弘福寺设斋。^[20]这两件事情体现着从弘福寺建成到之后的十年中，圣眷不衰，不仅承担为穆太后祈福的重任，还有国家接待的功能。

从上述材料不难得出弘福寺的重要性：太宗选择弘福寺给玄奘译经，有他的考量：此时的太宗还充满雄心壮志，想利用玄奘经营西域，所以将其留在身边以备随时咨询，这从玄奘赶写出《大唐西域记》可管窥一斑。

玄奘最初为何会选择少林寺？在《隆兴编年通论》卷12、《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 等说因为百姓无知，见玄奘远归，竞相探看，妨碍译经，请求派人守门。^[21]这个原因可信度非常高。在弘福寺期间，玄奘从《大菩萨藏经》开始，至《大乘百法明门论》结束，总计翻译16 部181 卷。从译经的数量分析，玄奘的译经工作非常顺利。他也未曾再次要求前往少林寺译经。与此相对，显庆二年（657年）玄奘法师在慈恩寺第二次提出前往少林寺译经的要求^[22]，此时玄奘内心的想法无从得知，但是有一点是无疑的，此时玄奘的助手只剩下五个人^[23]，译经事业进展不顺，导致他再度生起离开政治中心，专心译经的心态，次年被高宗迁到西明寺。玄奘对政治的敏感度，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冉云华认为“玄奘对当时的政治法律，都非常敏感，并不是一个不知世事的呆和尚”^[24]黄运喜对此持相反态度。

单纯从译场的抉择角度看待玄奘：能获得国家支持，在适合译经的情况下，他对政治并不太关心。李治邀请他入住慈恩寺时，玄奘的上表中隐隐有推辞之意。原因在当时陪伴太宗耗费太多时间，以至于他只能在晚上译经。由此可见，玄奘在对大慈恩寺的建立过程中并未起多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