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佛教造型艺术为佛教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

在印度从乔达摩.悉达多初创佛教开始，到佛灭度后一百年，这一阶段史称“原始佛教”阶段，这一阶段，因为是创始人在世，而且佛教脱胎于印度婆罗门教，当时印度社会被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种姓严格地划分成不同的阶级，由于最初掌握宗教话语权的统治阶层婆罗门这些神职人员，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游牧部落首领成为定居后国家的王族权贵，掌握了财富与权力的刹帝利阶层与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士、农、工、商的吠舍阶层已成为社会的主体从而为争夺宗教的主导权，与代表神职阶层的婆罗门阶层开始在宗教许多方面产生了矛盾，从而就从原有大一统的婆罗门教的吠陀文化中分化出了一批如“佛教”、“耆那教”、和较晚一些的“怛特罗教”等具备革新意识的宗教派别，像佛教提出的“众生平等”、耆那教的“苦修与禁欲”、怛特罗的“尸林文化的恐惧”“用性行为将人类灵魂与肉体中的创造性激发出来”等理论，这些宗教派别被统称为沙门（s＇ramaṇa）。在“原始佛教”这一阶段，相对强大的是婆罗门教，佛教自身的偶像崇拜以及神灵谱系，还完全依附于婆罗门教，尚未独立。

而佛圆寂百年后，信仰地区的不断扩大，佛教各僧团自身不同的观念与修持方法，理念的差异，民众的信仰中世俗化的出现，故分裂成众多的部派僧团，由于印度东部毗舍离比丘违背戒律接受金钱布施，西边的比丘耶舍首提反对，由“七百人集结”长老们仲裁，对于长老们仲裁毗舍离的比丘并不买账，自己又举行了“万人大集结”，至此佛教就分成了“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阵营，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部派佛教”阶段，这一时期由于阿育王对佛教的支持，佛教开始应用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与造型，如用狮子、马、象、牛所构成柱头的阿育王柱，以及拂尘、莲花、法轮、伞盖、足印、台座、菩提树等象征和寓意来表现佛陀的存在。

至公元前250年左右由于执政的阿育王对于佛教信仰的大力支持，佛教日渐繁荣，在印度西北部的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地区）建立起“一切有部”这一教派形成了第一个犍陀罗佛教造型艺术中心，其次在犍陀罗的东南方向，恒河边上的马图拉也形成了又一个宗教造型艺术中心，这样一来“一切有部”和“经部”再加上大乘“中观派”与“瑜伽行派”就成为印度佛教有代表性的“四宗”。总之经过了案达罗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印度的宗教与文学艺术兴盛繁荣起来，公元五世纪笈多王朝修建的那烂陀寺便成为当时亚洲佛教文化传播中心。在佛教造型艺术方面，公元1世纪由早在我国甘肃、新疆一带游居的大月氏人西迁而创立的印度贵霜王朝以犍陀罗为中心向阿富汗、克什米尔，旁遮普等地辐射，在大乘渡已渡人的要求下佛教造型艺术一下发达起来。七世纪玄奘和义净来到这里追求佛教真理。这时佛教造型艺术也随宗教形式的传入而传入中国，已由最早的照搬到逐步消化吸收和逐渐民族化。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艺术，实际上也就是由上述地区，在东进到现在我国境内的喀什、库车、吐鲁番、敦煌、麦积山地区一系列的石窟所构成的佛教造型艺术长廊，也正是这一时期文化的相互交流而形成了“东方智慧”造型的雄浑，图式的高雅，色彩的华丽，这可由两点证实它的学术重要性及艺术创造性智慧，我们可以在全世界许多大型著名博物馆中看到中国美术部分，中最为醒目的中国敦煌佛教造像，同时其鲜明的艺术造型个性明显，特征突出，民族特色醒目，成为可与任何世界其他民族的顶级艺术相媲美的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宗教造型艺术。其次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的时代，像“丝绸之路”理论的提出者德国的李希霍芬、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博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俄罗斯探险队、日本东大谷探险队等，总之当时所有发达的先进国家，全都蜂拥到这被尘封了数千年的“丝绸之路”上来，这一行为与热衷，足以证明其艺术价值与品位是全世界共识的顶级文化瑰宝。在这些灿烂的文化中，蕴涵了艺术对人类万物之美的诠释，宗教对人类心灵的寄托，以及哲学对人类思想的荟萃，也可以说是这些辉煌艺术的可视形象为佛教东传插上了翅膀。

稍晚之后在公元六、七世纪前后佛教密宗的出现，使佛教造像一下子突然地丰富起来，而南传佛教造像供奉的单一性，以及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的泯灭，促使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宗教造型艺术一下子繁荣起来，但由于佛教造型艺术自宋以来的世俗化、程式化，以及元、明、清三个朝代中夹在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游牧文化之间的明代汉族政权对文化的奴役政策。以及两个游牧文化，相对落后于农耕文化的结果，到清末和民国初年，那些曾经辉煌过的“丝绸之路”中佛教造型艺术的命运，也与衰败的国力相似，趋向了衰微，仅成为列强关注的人类文化经典而被尘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