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化外交”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外交”具有以下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首先、中国佛教的文化外交主要表现为民间往来的形式，但又不限于民间形式，其意义也不仅在于民间外交。黄夏年先生认为，“综观整个中国佛教史，佛教的民间外交，除了个别朝代外，基本上就处于民间外交的状况下，其所发挥的功能对促进中外交流影响最大，有时甚至涵盖了官方外交。”[13]然而，实际上古代中国佛教外交就有民间带动官方外交的事例。
自废止遣唐使后，中日之间的官方交流开始衰退。但在宋代以来，随着中日之间民间商贸的扩张，于是便出现了为前来巡礼求法而乘船冒险渡海的来华日僧。在中日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宋元时期，大量的日本入宋入元求法的僧人实际上部分地承担了外交使节的功能。《宋史》“日本传”曾记载：自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僧成寻入宋以来，“是后连贡方物，而来者皆僧也。”[14]说明入宋日僧在中国境内大多曾受到宋室皇帝的接见。也正是从入宋日僧谒见宋朝皇帝的角度来看，日本学者藤善真澄明确认定宋朝朝廷是把日本巡礼僧侣看成外交使节看待的。[15]而入元日僧的情况也大致类似，元朝政府很可能也把日本“来朝”僧侣看作外交使节的。而且，受到谒见的入元僧侣中也不乏被元朝皇帝赐予法号，并依诏在中国寺庙担任住持，受到和宋朝时期一样的厚遇。[16]
可见，宋元时期中日之间频繁的民间贸易和佛教文化的交流实际上成为中日国家之间的外交形式，尤其是在元日政府之间的紧张局势下，以佛教为主要纽带的中日之间的外交形式的存在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中国佛教的文化外交是“和平外交”。佛教的教义主张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佛性，从而形成了佛教的慈悲平等和戒杀护生的理念。佛教倡导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不同种群之间、乃至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相待。佛教能够在早年的印度得到传播和兴盛很大程度上就是仰赖于这种包容与平和的精神。佛教慈悲、戒杀的理念和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立场态度，对古代社会历史影响重大。在印度佛教传入东亚、东南亚的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与本土宗教和文化的遭遇中，虽有过冲突和对立，但从未出现暴力冲突或战争对抗。最终，佛教在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找到了更为适合的土壤而不断走向繁荣。
佛教东传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道文化的遭遇中，也不乏冲突甚至“法难”，但这一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基本方向是由冲突走向融合。三教之间通过容纳与吸收，相互借鉴，彼此适应，印度佛教实现中国化（本土化），而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道教也吸收了佛教的合理思想而与其实现了和平相处，共存共生。
而在中国佛教东传日本的历史进程，也承担了“和平使者”的功能。如元初赴日的高僧一山一宁禅师，原是受元朝皇帝派遣作为朝廷的使者“劝降”日本，不得已而赴日的。刚到日本时一宁也曾遭镰仓幕府的执权北条贞时软禁，但不久就以其德行、威仪及渊博的学识感化了日本人。在留居日本期间，一山一宁不仅为日本佛教界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才，而且还由此迎来了中日之间又一次的民间交往的热潮，从而在客观上缓解乃至结束了当时元日之间的战争与对峙的紧张局面，修复了两国之好，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及外交史上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木宫泰彦曾这样评论说：一山一宁“来到日本后，在京都、镰仓广开法席，前后凡二十年。在这期间，受到上下尊信极笃。据说他的住处，常有缙绅士庶随喜，门庭如市。所以他给予日本精神界的影响当然很大，自从弘安年间以来几乎断绝了的中国留学之所以重又多了起来，似乎完全是由于他的刺激。例如入元僧龙山德见、雪村友梅、无著良缘、无相良真、无惑良钦、蒿山居中、东林友丘等都出自他的名下”。[17]
在中国古代，中国佛教的文化外交暨中外佛教交流主要是以“求法”、“取经”而不是“传教”的形式展开的，这也是佛教等传统东方宗教不同于西方宗教的一个重要方面。“缘起法”是佛教的根本教义，它表现在佛法的弘传上就是主张“佛度有缘人”。我们不难发现，在历史上佛教的传播通常都是以求法、取经的形式展开，高僧往往都是随顺世间因缘而结法缘：在中印之间虽然不乏印度高僧来华传播佛教的事迹，但玄奘、法显等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取经更为经典；在中日之间则主要表现为大量的日本僧人入唐、入宋、入元巡礼求法。而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则是应邀前往；宋时赴日的兰溪道隆、无学祖元等亦然。
事实上，“求法、取经”也是东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在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上》曾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18]意思是说合乎礼的教学方式，是要虚心上门求学，而不是施教者主动登门施教。中国儒家的“来求之礼”这一思想也正好契合了佛教的“求法”、“取经”的弘传方式形式，使得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在中国及东亚地区大放异彩。
不过自近现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中国佛教改革和佛教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佛教文化外交的形式与特点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趋势。近现代佛教改革的领袖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弘法意识。早在1928年，太虚大师就曾游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在抗日战争期间，太虚大师率领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访问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积极宣传抗战爱国，不仅为抗日募集大量资金和物品，而且还组织僧人上前线直接参战，在非常时期充分发挥了中国佛教传统的民间外交的功能。因太虚大师在全民抗战中的特别贡献，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可见，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对外交往开始主动“走出去”，由被动的“来求”开始转变为求法、弘教（往教）“双向互动”的弘法模式。也就是说，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佛教“文化外交”有从民间自发走向自觉的趋势，并且成为中国官方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