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论》和《因明论》：现代中国佛教学术的助推器
玄奘法师赴印度留学，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佛学界盛行的“顿悟成佛”问题，寻找的结果，是有一种人，即断了善根的人不能成佛，这与隋唐佛教的主流信仰格格不入，所以数传以后，被束之高阁。但在韩国和日本则有所不同。玄奘学传到新罗以后，被新罗高僧作为学习经教的一种方法，并不排斥“顿悟成佛”的如来藏思想，相反，加强了与如来藏思想的融合，旨在打破隋唐大陆佛教的门户之见，建立具有“新罗特色的佛教”。这种新罗特色佛教，对日本佛教影响巨大。日本玄奘学传人行基菩萨，15 岁出家为僧，在道昭、义渊门下学习《瑜伽》、《唯识》教义，35 岁时回到故乡，突破玄奘法师传承的原汁原味的“中印度那烂陀五种性模式”，周游日本各地，边走边独自高唱阿弥陀佛名号，为人人成佛广种善根，每到一地，僧俗信众，追随如市，“足迹所到之处，建寺院、掘池塘、开荒地、架桥梁、修道路、筑港湾、救济贫民，帮助医病，几乎走遍六十余州。”[22]所以，在新罗和日本，玄奘学不但没有被学术化，反而接近地气，大众化、平民化、草根化。
玄奘学在清末新政时期，时来运转，受到新学术界的热捧，走出寺院，进入民国以来的新型大学，成为显学。这是因为，在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传统儒学的“霸主地位”受到动摇，西学越来越受到政界、学术界的青睐，科学主义成为时代主流，谁如果反科学，就会遭到唾弃，就连张之洞这样的士大夫，也不敢反对西学，无可奈何地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中国传统儒学，求得一隅苟延残喘之地。其实，就人类的知识结构而言，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二元架构”，各有价值诉求。理性主义，也就是科学主义，把真与假作为解决的基本问题，而非理性主义，也就是宗教信仰，[23]把善与恶作为解决的基本问题。就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真与善是人类社会持续存在的“不二法门”，谁也取代不了谁，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普世价值观”。玄奘的唯识学是佛教信仰主义的知识体系，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但玄奘精神，则属于科学主义精神，他到印度留学17年，回国翻译印度佛教原汁原味经典20年，目的就是解决“顿悟成佛”的真实性。玄奘法师这种求真的精神，是属于现代科学主义精神，所以鲁迅把玄奘法师说成是中国的“脊梁”，梁启超把玄奘法师说成是“千古一人”。
在西学一天天成为强势学术的催化下，国粹派学术也开始一天天兴旺起来，国粹派说西学源于中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源自于先秦墨学。玄奘法师翻译的唯识学经典，注重思辨，侧重理论分析，不亚于西学；他翻译的因明学著作，更可以与西方形式逻辑相匹敌。所以国粹派在提倡墨学的同时，也提倡玄奘传承的唯识学和因明学，与儒家公羊学结成同盟，抵制西学的传播，保住传统儒学的命脉，留住中华文化的根基。这与杨文会睁眼看世界的社会经历密切相关。
1878年，杨文会随曾纪泽出使英、法，看到西方国家的先进性不光是科学技术，还有人文素质的因素与之相适应。西方国家的人文素质的基因是基督教，这使他很感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巧遇了日本留学英国的学僧南条文雄，它是拥有博士学位的日本著名佛教学者，杨文会在他那里探听到日本保存了大量唐武宗灭佛前的文献，这些文献在唐宋之际的社会动乱中，在中国基本上遗失殆尽。杨仁山回国以后，念念不忘。1890年，乘其内弟苏少坡去日本的机会，捎信给南条文雄博士，请求他搜集中国在唐宋之际散佚的古德注疏。南条文雄搜集到300 余种隋唐古德注疏，其中有《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等法相唯识宗典籍，杨文会立即刻印流通，并开办祇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培养僧俗研究人才，诸如太虚、章太炎、谢无量、孙少候、欧阳竟无、李证刚、梅光羲、蒯若木等人，其中章太炎与欧阳竟无对现代佛教学术建设贡献巨大。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期间，在上海从事反清活动，与宗仰禅师关系密切，再加上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师从杨文会，学习玄奘学，受1903年“苏报案”牵扯，入狱3年，在狱中仔细琢磨玄奘法师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出狱后大力弘扬玄奘唯识学，试图把唯识学作为国教，取代“不合时宜”的儒教，抵制基督教。
民国成立以后，出身于杨文会创办的祇洹精舍与佛学研究的太虚与欧阳竟无，创立教会组织，办佛学院，积极弘扬玄奘唯识学，在寺院和大学里深入研究玄奘学，标志着佛学在民国中兴。1922年太虚法师在武汉创办武昌佛学院，以及后来在厦门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在重庆创办的汉藏教理院，都把玄奘唯识学作为学僧必修课程，成为现代佛学院的办学模式。
欧阳竟无在45 岁时，到宁夏筹措金陵刻经处出版经费，回到南京金陵刻经处后，其年少女儿欧阳兰病逝，乃至后来其19 岁的儿子在同济大学读书期间，游泳时被水溺死，给欧阳竟无带来无限地悲痛，彻夜难眠，于是把研读《瑜伽师地论》作为排遣忧愁的唯一办法，青灯黄卷，夜以继日，终成唯识学大家，1922年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民国佛教学术精英，诸如梁启超、汤用彤、梁漱溟、吕澂、熊十力、王恩洋、黄忏华、黄树因、李一平、陈铭枢、巨赞等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人物。“近代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和学者，也竞相研习法相唯识学。他们不仅把法相唯识学作为自己建立理论体系的依据，而且还在一些高等学校里讲授唯识课程。如邓伯诚、张克诚、梁漱溟、汤用彤、熊十力等，均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讲唯识学；蒋维乔在东南大学讲《百法明门论》；唐大圆、张化声在武汉大学讲《唯识三十颂》；景昌极、李证刚于东北大学讲《成唯识论》；梁启超、王恩洋则分别于清华大学和成都大学讲唯识学。从此，唯识学逐渐进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领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24]
玄奘法师对现代佛教学术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把公元7世纪中印度那烂陀寺的看家学术——因明学引进中国，轰动一时。永徽六年（655）五月，玄奘法师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群弟子们争相注疏[25]，争论不休，引起了尚药奉御吕才的好奇，望文解义，臆测因明学，撰写《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已佚），直接挑战玄奘门下的神泰、靖迈、明觉，质难的问题有40 多个，神泰等人难以招架，唐高宗得知后，钦命玄奘法师直接与吕才辩论，历时半年，以吕才服输而告终。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炙手可热的学问，在数传以后，就冰凉了1200 多年，直到“1896年，杨文会从日本迎回了窥基的《因明大疏》，并加以刊印，这是中国近代因明开始复苏的标志。‘五四’以后至三四十年代，汉地的因明研习逐步形成高潮，涌现出欧阳竟无、太虚、吕徽、章太炎、熊十力、陈望道、陈大齐、虞愚等一批大师，各类著述多达几十种。”[26]在民国创办的佛学院和一些高等院校也都开设因明学课程。据高振农考证，“太虚、覃达方在武昌中华大学讲受过因明课。熊十力、熊绍坤、周述迦等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讲过因明。史一如曾在中国大学开讲‘佛教论理学’。此外，王森在清华大学和中国大学，陈望道在复旦大学，蒋维乔在东南大学都开讲过因明。即使是远在云南大理的中国民族文化学院，也开设有因明课程。”[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