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困惑的解答（小结）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昆仑山，最早指的是甘肃省酒泉南山（今祁连山主峰周边），是西王母部族及渠谀部（粟弋、昭武九姓）、乌孙部居住地。《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等古籍，记载的是这座神山。
公元前623年，秦穆公讨伐西戎后，西王母部南迁（汉代称“西零”羌）青海湖（汉代称“鲜水”）、阿尼玛卿山一带。昆仑山的西王母王宫被称作“昆仑墟”。青海湖周边出现了“日月山（西戎语的汉译）”；阿尼玛卿山，《禹贡》称“积石山”。西王母部来到后，把它改称“昆仑山”。“河出昆仑说”只能诞生于此时，即春秋末至战国时代。司马迁所引用的《禹本纪》、屈原的诗歌，都只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
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占领昆仑山，把它改称“祁连山”（匈奴语，汉译为天山）。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收复祁连山地区。
公元前126年，张骞实地考察的新疆和田河，是公元前623年，析支国从析支河（黄河河首）西迁后，把和田河改称析支河。析支国初称河那，后来改称于阗国。由于张骞的误判，汉武帝据此把于阗国南山，命名为昆仑山。张骞的误判，又引起郦道元《水经注》说，黄河是“重源潜发”的荒诞结论。
古昆仑山的象征性图像是“日月合璧纹”。从青海、西藏的岩画，到于阗国的钱币、木板画上，都有考古遗迹。崇拜天地日月，在汉族中，发展成为礼制的“明堂”。粟特人也以昆仑山（以日月纹表示）为灵魂最后之归宿。日月纹也通过粟特传入波斯。萨珊王朝的王冠上，顶戴日月纹。
古昆仑山的西王母神话、西王母祭祀文化，发展成为苯教，影响极为深远。
在汉族文化圈，西王母神最终被纳入道教之中，是第一位长生不老的神仙。
西王母祭祀文化（包含树神、鸟卜、“琼”崇拜、燎祭等等），在西藏象雄布德大王时代（公元前3世纪），西征兴都库什山、葱岭地区，演变成苯教（恰苯，Bot）。西王母神成为苯教最高护法神——藏语称“伊西瓦姆”（或译为“叶仙”）。
在粟特地区，把西王母神称作祖先、圣王、“西雅乌什女神”，也称作“得悉神”，受到广泛、隆重的祭祀。
渠谀（粟弋）人，还把“三角城”的独特建城技术，从河西走廊带到了中亚地区。
公元前623年，大夏国西迁到新疆于阗国东北等等地区，约公元前145年左右，第二次西迁阿姆河流域。后来与大月氏融合，建立了赫赫有名的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贵霜崇拜的大神“夜摩”，也是西王母神。
大夏读为“大河”，隋代译称“图仑”（突厥人译称“塔克拉”）。唐代译称“吐火罗”。由此可知，所谓“吐火罗语”，即古代中国西部的“西戎语”（与羌语不同）。随着大夏、析支、织皮等等的西迁，带到了新疆广大地区。然后，又随着大夏、渠谀、大月氏等等的西迁，带到了中亚。星移斗转，他们还吸收了一些当地语言。西戎人可能没有文字（有学者认为西戎人有“图语”）。后来，大夏人借用希腊字母，创造了“吐火罗文”。
Mount Kunlun and Confusion of Si’ma Qian
Wen Yuch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Longmen Grottoes of Luoyang
Abstract：the ancient MountKunlun is in the south mountains of Jiuquan，which is the main peak of Qilian Mountains，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documents of China.When Zhang Qian was investigating the source of Yellow riverby the way of Khotan，he mistook the location of Mount Kunlun as in this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local folk tales. Asa fact，“Kunlun”means“sun and moon”，although Kunlun culture was marginalized in later generations，but its influence has been absorbed and developedby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majority of western ethnic groups so far.
Keywords：Kunlun mountain，Si Maqian，Zhang Qian
【注释】
[1]参见拙著《探究昆仑邦国与大夏诸国西迁》，《夏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周边文明研讨会论文汇编》，2015年。
[2]林梅村：《唐代西域与中国文明》第一编三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3]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67-69 页。
[4]杨鸿勋：《古蜀大社（明堂.昆仑）考》，《文物》月刊，2010年第12 期。
[5]劳幹：《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40-641 页。
[6]详参拙著《对甘孜地区历史文化的考古调查》，《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3 期。
[7]参阅黄烈编《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76-84 页。
[8]拙著《乌托国与权於摩国》，《大众考古》，2015年10 期。
[9]B.C.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0]参阅日本《文化遗产》季刊，2002年4月号。
[11]《中亚文明史》第三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1月，第322 页。
[12]《南乌兹别克斯坦遗宝 中亚丝绸之路》图143，东京：日本创价大学出版会发行，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