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与《大唐三藏圣教序》
兰 天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摘要：《大唐三藏圣教序》、《大唐三藏圣教记》，分别由唐太宗李世民和当时尚即太子位的唐高宗李治父子所书，由唐初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以及后来由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羲之书而立碑，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两座丰碑，为书界和文化界所熟知，但对于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始终不曾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通过考察《圣教序》的写作过程及其影响，阐明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玄奘；大唐三藏圣教序；佛教
一
中国佛典翻译做序始自三国吴翻译经典的康僧会。在《出三藏记集》中有康僧会所做的两个序，其一是为安世高的《安般守意经》补序，另一是为自己翻译的《法镜经》作序。除此之外，在道安之前，中国佛教的翻译很少有作序的传统。道安为安世高等前辈所译影响较大的佛经作序，而前秦时代长安的经序也大多出自道安之手，庐山的经序则大多出自慧远之手。鸠摩罗什时代，经序的制作大多出自参与翻译的俊才如僧肇、僧叡、慧观等，南朝的经序除了参与翻译的本土僧侣之外，许多还出自文人居士之手，如刘虬、周顒等，隋代的经序则绝大多数出自彦琮之手。
《出三藏记集》今有一篇出自帝王的序，但不是经序，而是南朝梁武帝的《注解大品序》，是为自己的注疏所做的序。
因此，由帝王作经序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这也就是玄奘屡次要求唐太宗作序并坚持到实现为止的理由所在。这可以说是经典翻译的最高规格和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誉。
二
据各种史料文献记载，玄奘在印度求学17年，带回梵文佛典520 夹，657 部，其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645）至麟德元年（664）圆寂，历时19年，历经太宗、高宗二朝，先后住锡长安弘福寺、坊州（今陕西铜川市）玉华宫、长安大内紫薇殿弘法院、大慈恩寺翻经院、长安大内凝阴殿西阁、（东都洛阳）大内积翠宫、（洛阳）大内明德宫飞华殿、长安西明寺等地，共译经典75 部，1335 卷，据黄心川先生统计，玄奘的译经较我国著名的五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法护、义净、不空）所译总和1222 卷还多了113 卷。玄奘所译的佛经约占隋唐译经总数的53%。[1]历代佛教学者乃至教外文化学者一直对玄奘的佛典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不仅是由于玄奘高超的学识和顽强的毅力，同样也得益于初唐开明的政治、文化氛围，太、高二帝对佛典翻译的文化事业的支持，并认真总结了佛教初传以来几百年间所积累的翻译经验教训，从而取得了中国文化史上文化翻译的最高成就。
在唐代之前，无论是后秦的鸠摩罗什翻译集团、南朝江南的经典翻译，还是隋代的大兴善寺、上林园翻经馆，帝王和政权的支持显而易见，王权的支持力度不仅涉及译经者个人的地位象征，还关涉到佛典翻译在整个国际文化事业中的地位，更主要的是，还一直涉及佛、道二教在整个国家教化学说（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因此，贞观二十年，玄奘借从天竺归国时所携的至高荣誉，报请唐太宗为所译经典写序：
“沙门玄奘言……所获经论蒙遣翻译，见成卷轴，未有诠序……窃以神力无方，非神思不足铨其理；圣教玄远，非圣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严，敢希题目，宸眷冲邈，不垂矜许，抚躬累息，相顾失图……”自此方许。（道宣《续高僧传》作：表奏之日，敕遂许焉。）[2]
按照慧立和道宣的说法，玄奘请求唐太宗题写经序，太宗当时即已应许。但在玄奘同样是在贞观二十年呈给唐太宗的《进大唐西域记表》中本来是请求太宗给《大唐西域记》制序的，但唐太宗明确拒绝：
今所记述有异前闻，虽未极大千之疆，颇穷葱外之境，皆存实录，匪敢雕华，谨具编裁，称为《大唐西域记》，凡一十二卷，缮写如别。望班之右笔饰以左言，掩博物于晋臣，广九丘于皇代。但玄奘资识浅短，遗漏寔多，兼拙于笔语，恐无足观览。
丙申，神笔自答书曰：省书具悉来意。法师夙摽高行，早出尘表，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弘阐大猷，荡涤众罪。是故慈云欲卷舒之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照八极，舒朗之者其唯法师乎！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3]
仔细阅读玄奘的进表和太宗的回答，情形应该是这样的：玄奘誊写清楚的《大唐西域记》是没有《序》的，他希望太宗本人“班之右笔饰以左言”，但太宗的回答是“请为经题，非己所闻”。现在的《大唐西域记》前有二序，一为秘书著作佐郎敬播，一为尚书右仆射燕国公于志宁。显然，这是玄奘所不情愿的。
如果说《大唐西域记》这样一部著作唐太宗可以以“佛教幽微，岂能仰测”来给予拒绝制序，那么就不用说洋洋的数百部艰深的佛典了。玄奘在译经的初期不断进表，一方面表明译经进度，一方面仍希望太宗能够为所译佛典制序。所以，直到两年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夏，太宗避暑于玉华宫，才始写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并由时为太子的李治撰写《记》。《续高僧传》玄奘记载始末云：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幸玉华宫。追奘至，问：“翻何经论？”答：“正翻《瑜伽》。”上问：“何圣所作，明何等义？”具答已，令取论自披阅。遂下敕，新翻经论，写九本，颁与雍、洛、相、兖、荆、杨等九大州。奘又请经题，上乃出之，名《大唐三藏圣教序》。[4]
道宣此处给人容易造成误读，似乎《圣教序》专为《瑜伽师地论》所作，在慧立本、彦琮笺的《玄奘传》中则比较明确：
帝先许作新经序，机务繁剧，未及措意。至此法师重启，方为染翰，少顷而成，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笔自写，敕贯众经之首。帝居庆福殿，百官侍卫，命法师坐，使弘文馆学士上官仪以所制序对群寮宣读，霞焕锦舒，极褒扬之致。[5]
从玄奘初请太宗制序到《圣教序》的完成，期间经过了约两年时间，对于一代皇帝来讲用“机务繁剧”恐怕是很难搪塞过去的。笔者推测，期间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唐初三教关系、特别是佛道关系，由于李氏王朝自称老子后裔、奉崇道教而更为敏感，不便轻易大肆弘佛；第二，玄奘初归中土，太宗珍惜人才，一直劝玄奘还俗从政，鉴于玄奘在西方少数民族和西域一带的崇高威望，对于唐初巩固西部边境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直到玄奘用近四年时间翻译许多大部头经典，特别是太宗到玉华宫看到《瑜伽师地论》的宏富译本之后，才彻底放弃了念头；第三，经序的写作有个现实的困难，即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典能够翻译出来多少。显然，在玄奘最初的计划和设想当中，全部经典的翻译应该是力所能及的。这从《圣教序、记》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错误”[6]：太宗这样写道：“……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李治的《记》是这样写的：“……以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奉敕于弘福寺翻译圣教六百五十七部……”由于带回的经典同实际翻译的经典数量差距太大，圣旨又不得更改，所以此经序并未在玄奘的译典当中实际应用。
但是，在玄奘生命的最后阶段，完成了六百卷巨著的《大般若经》，表请唐高宗李治仿效《圣教序》，高宗作序，太子作记，但这个最终的愿望只是得到了口头的肯许，而再也没有了下文。
三
唐太宗的《序》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部分。
先运用易学的语言显示佛法的幽深玄远，《序》云：
盖闻二仪有像，显覆载已含生；四时无行，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
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而天地包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像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吕，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来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现，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甚寂，挹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
简单地回顾了中土佛典翻译的历史，特别说明了翻译“正典”、领会真正佛教精髓的必要性：
然则大教之兴，基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昔者分行分际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归真，迁仪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像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旨归；曲学易遵，邪正于焉纷纠。所以空有之论，或习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时而隆替。
这里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佛教本是印度外来文化，从汉明帝夜梦金人时传入中国；第二，佛陀一生传法，在世之时感化众生，及至佛陀圆寂，三藏流传，佛法依旧起着救世度人的作用；第三，但是，如果用佛教自身的语言来讲，像法时代，人们的根性低劣，加上佛法的宏大幽微艰深，所以导致人们对佛法认识的偏差，产生种种对佛法认识的偏差乃至谬误、辩讼，因此需要有正确的佛法经典的翻译来统一佛法，也就是需要通过经典的翻译来消除人们的分歧和误解。
第三，对此《经序》的内容和范围作了说明，并高度赞扬了玄奘的为求佛法不畏艰辛的献身精神和伟大人格，肯定了其翻译经典（和即将翻译经典）的意义：
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概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威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砂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起。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爱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部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乾焰，共拨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
第四，宣扬、赞颂佛法的教化作用，肯定佛法在社会中的道德、向善力量。
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唯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泫其华；莲出绿波，飞尘不得污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况乎人伦有识，不缘庆而成庆？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7]
褚遂良书和怀仁集王说碑帖中在此之后都录有这么一段话：朕才谢珪璋，言惭博达，至于内典，尤所未闲，昨制《序文》，深为鄙拙。惟恐秽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忽得来书，谬承褒赞，循躬省虑，弥益厚颜。善不足称，空劳致谢。但这显然不是《序》中正文，况且《全唐文》中此在第九卷中，标题《答元玄奘谢御制三藏序敕》，《续高僧传.卷四》也将其单独列入君臣的书信往来中。
四
从玄奘之后，一直延续到明清，帝王为佛教经典作序成为惯例，但也绝非随意为之，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译人、译场、译典而为之。唐代比较重要的几次帝王作序有如下几次：
（一）日照译场
日照……仪凤四年（公元679年）五月，表请翻度所赍经夹……译《大乘显识经》、《大乘五蕴论》等凡一十八部……天后亲敷叡藻，制序冠首焉。[8]此为武则天为日照译典作序。（此时武则天尚未称帝）
（二）义净译场
初，（义净）与于阗三藏实叉难陀翻《华严经》，久视之后，乃自专译。起庚子岁（武则天圣历三年，公元700年），至长安癸卯（公元703年），于福先寺及雍京西明寺，译《金光明最胜王》、《能断金刚般若》、《弥勒成佛》、《一字咒王》、《庄严王陀罗尼》、《长爪梵志》等经，根本一切有部《毗柰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掌中取因假设》、《六门教授》等论，及龙树《劝诫颂》，凡二十部……缮写进呈，天后制《圣教序》，令标经首。[9]此为武则天在长安为义净翻译佛典作《圣教序》。
暨和帝（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乙已，于东洛内道场，译《孔雀王经》。又于大福先寺，出《胜光天子》、《香王菩萨咒》、《一切庄严王经》四部……帝深崇释典，特抽叡思，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10]
此为唐中宗为义净在洛阳翻译的四部经典作《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
（三）实叉难陀译场
以《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远闻于阗有斯梵本，发使求访，并请译人，叉与经夹，同臻帝阙，以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乙未，于东都大内大遍空寺翻译。天后亲临法座，焕发序文，自运仙毫，首题名品……至久视庚子（公元700年），驾幸颍川三阳宫，诏叉译《大乘入楞伽经》，天后复制序焉。[11]
这是武则天在洛阳分别为实叉难陀所译的《八十华严》和《楞伽经》作序。
（四）不空译场
肃宗厌代，代宗即位，恩渥弥厚。译《密严》、《仁王》二经毕，帝为序焉。颁行之日，庆云俄现，举朝表贺。[12]
这是唐代宗在公元763年前后为不空所译《密严经》和《仁王般若经》两部经典作序。
（五）智慧（般刺若）道场
唐德宗于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为智慧所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梵本经》制经序（地点在洛阳）。[13]
尽管唐代数位皇帝为翻译经典作序，特别是武则天和唐中宗仿唐太宗作《圣教序》，但由于各种因素，其影响远不及太宗父子的序、记。
在作序的同时，唐中宗甚至还对义净的译典作笔受。《宋高僧传》对此做了有趣的记载：
（神龙）三年（公元707年），诏（义净）入内，与同翻经沙门九旬坐夏。帝以昔居房部，幽厄无归，祈念药师，遂蒙降祉，荷兹往泽，重阐鸿猷，因命法徒，更重传译于大佛光殿。二卷成文，曰《药师琉璃光佛本愿功德经》。帝御法筵，手自笔受。[14]
帝王亲自制经序，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帝王的爱好，与翻译经典机制无关，但实际上它是更深层次上的翻译机制，对于佛典的翻译和佛法的传播起着其他弘扬手段所起不到的作用，这也是唐朝佛典翻译机制上的一次革新。
《三藏圣教序》及《记》在长安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唐开国之初，唐太宗李世民和太子李治为玄奘尚未翻译完成的经典写带有“总序”性质的文章，实际上为唐代佛学的兴盛以及唐代中国思想史的主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Xuanzang and the Preface to the Holy Teaching of the Tripitaka of the Great Tang
Lan Tian
Associate professor，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Abstract：The Preface to the Holy Teaching of the Tripitake of the Great Tang and A statement on the Holy Teaching of the Tripitake of the Great Tang were respectively written by Li Shimin，Emperor Taizong of Tang Dynasty and his crown prince Li Zhi，and handwritten by famous calligrapher Chu Suiliang of early Tang Dynasty and later inscribed on the steles with the individual words of Wang Xizhi collected by Shramana Huairen，which are regarded as the best examples and models in Chinese Calligraphic and cultural history. This paper aims elucidat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osition of them in Chinese Buddhism history by exploring their historical writing process.
Krywords：Xuanzang，Preface to the Holy Teaching of the Tripitaka of the Great Tang.
【注释】
[1]黄心川：《玄奘的佛经翻译与玉华寺》。《玄奘研究——第二届铜川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 页。
[2]慧立本、彦琮笺（以下注仅用二名字）：《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大正藏》第50 册，第254-255 页。
[3]慧立本、彦琮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大正藏》第50 册，第254 页。
[4]慧立本、彦琮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大正藏》第50 册，第456 页。
[5]慧立本、彦琮笺：《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大正藏》第50 册，第256 页。
[6]笔者曾同一位老年书法爱好者交谈，他异常坚定地相信玄奘翻译经典的数量为657 部，这样的看法恰恰来自他常年临习褚遂良和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二碑帖。
[7]此《经序》可参看褚遂良书和怀仁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碑帖各种版本，以及《续高僧传.卷四》、《全唐文》卷十等录。
[8]赞宁：《宋高僧传.日照本传》，《大正藏》第50 册，第719 页。
[9]赞宁：《宋高僧传.义净本传》，《大正藏》第50 册，第710 页。
[10]赞宁：《宋高僧传.义净本传》，《大正藏》第50 册，第710 页。
[11]赞宁：《宋高僧传.实叉难陀本传》，《大正藏》第50 册，第717-718 页。
[12]赞宁：《宋高僧传.不空本传》，《大正藏》第50 册，第713 页。
[13]赞宁：《宋高僧传.慧本传》，《大正藏》第50 册，第716 页。
[14]赞宁：《宋高僧传.义净本传》，《大正藏》第50 册，第7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