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唐代长安城是中国佛教的中心，宗派林立，塔寺众多，高僧辈出，东来西去，海会云集，影响远及日本、韩国等地。佛教本土化的思想与制度体系日渐形成，以大乘佛教为主体的文化圈日趋显现。唐代佛教及敦煌佛教研究一直深受国际学界所关注，大作迭出，长安佛教寺院、莫高窟营造史等方面的研究更引人入胜，为我们讨论长安佛教与丝绸之路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参考与有益启发。

玄奘法师的研究同样是学界研究的焦点之一，成果丰硕。《百年玄奘研究综述》^[1]、《玄奘研究综述（1994—2007）》^[2]、《近五年玄奘研究综述（2008—2013）》^[3]等综述类的文章，梳理并回顾总结了国际学界对玄奘法师的研究进展与问题点。其中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关注到了玄奘法师门下的“大乘沙门”称号，《唐慈恩寺普光法师墓志考释》一文认为“大乘光”的称号是对普光为译经做出的贡献，给予的尊称^[4]；王亚荣先生《玄奘译场助译僧考述》^[5]则指出除了“大乘光”和“大乘基”之外，玄奘门下还有为数众多的“大乘”称号。刘淑芬先生《玄奘的最后十年》^[6]对玄奘门下的大乘称号提出两种富有启发性的解释。姜伯勤先生在《论禅宗在敦煌僧俗中的流传》^[7]一文对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进行深入研究并指出，敦煌莫高窟的大乘顿悟贤者是禅宗门下。同时，上山大峻先生在《敦煌佛教的研究》一书中探讨了敦煌地区的佛教教学等问题^[8]。田中良昭先生的《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以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第一七窟的藏经洞中出土的大量敦煌文献，特别是中国禅宗相关文献为中心进行研究，关于中国初期禅宗及禅宗传灯说等问题做出了考察^[9]。道端良秀先生在《唐代佛教史的研究》中提出“今日的问题，是佛教在中国国土如何中国化，如何适应汉民族，中国佛教是如何展开等问题”，并在这些意识之下而执笔写成了诸论考^[10]。威斯坦因的《唐代佛教》一书重点探讨了终唐一代佛教与朝廷的关系^[11]等均对敦煌佛教文献有过精辟研究与讨论。

在诸多前贤宏论的引导下，本文将对长安西明寺与敦煌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进行若干进展性思考，对西明寺玄奘门人中的大乘沙门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的大乘贤者做关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