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寺院藏书之成因

唐代长安寺院藏书之兴盛与诸多要素有关，佛典传译促进了藏经收藏，僧人对世俗文献的学习也促进了寺院藏书的扩展，而作为文化和教育中心的寺院也随之有相应的藏书以保障其文化功能的实现。

佛典传译的兴盛促使寺院积累大量藏书。佛教自东汉传入伊始，佛典汉译即徐徐揭开了历史大幕，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华丽篇章。佛典汉译肇始于后汉，南北朝时期不断成熟，隋唐译典数量达到全盛，宋元已降接近尾声。这是佛典汉译大的历史脉络^[17]。在唐贞观元年至宪宗元年，国家对译经给予了足够的保障支持。佛典译业由国家主持，取得了总结性业绩，译文质量、译者和翻译制度详备。唐代长安是佛典翻译的重镇，出现了佛教史上著名的“长安三大译场”。西明寺、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大荐福寺等丰富的寺院藏书与它们作为译场有着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其他寺庙也有佛典翻译活动。很多寺院的译场同时也是藏书之所。

唐代著名译师有玄奘^[18]、智通、伽梵达摩、实叉难陀、弥陀山、菩提流支、义净、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人。他们往往携带大量梵夹，并将佛典转梵为汉。唐代长安僧侣往来频繁，既是长安佛典翻译的重要力量，同时他们也携带梵文佛典来华。佛典在传译过程中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书籍是必备的，因此寺院也往往储备上述类型书籍。

外典的学习是僧人必要的文化课程。虽然佛教书籍是寺院藏书的主体，但僧人外典兼通才有助于法海泛波。因此，外典是僧人必要的研习课程，很多高僧兼通世俗书籍。《高僧传》卷一记载竺佛念“外和内朗，有通敏之鉴，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其苍雅诂训尤所明达。……华戎音义，莫不兼解。”^[19]竺法雅“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衣冠士子，咸附咨”，“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与康法朗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产生格义之法。^[20]及至唐代著名译经大师玄奘，华梵兼通，文辞优美。义净法师“广探群籍，内外闲习”。^[21]菩提流志“历数、咒术、阴阳、谶纬，靡不该通。”^[22]天竺寺的宝思“学兼真俗，干文咒术，尤攻其妙。”^[23]安国寺的良坟“外通坟典，内善经论，义解之性，人罕加焉。”^[24]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和尚通晓医书，治好了日本皇太后的眼疾。协助玄奘法师翻译的一行是卓越的天文学家，精通历法。

隋代，丹阳牛头山石窟寺经藏就分为七藏，含佛经、道书、佛经史、俗经史、医方图符。唐代很多僧人与学养深厚的士大夫有广泛的交游。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是僧人，也是诗人、画家或文学家。唐代正式出现了“诗僧”之名。著名诗僧有灵一、皎然、灵澈、贯休、道标、齐己等，僧诗占据《全唐诗》二十分之一。以灵澈为例，他与刘禹锡、严维、权德舆、柳宗元、包佶、张祜、窦庠等近二十位中唐名士交往密切、诗文酬唱。因此，唐代寺院也藏有僧人学习的诗歌、历史、书法等世俗典籍。

长安寺院也是教学与知识中心。法国学者谢和耐在评价中国佛教鼎盛时期中说：“在中印接触的漫长时期中（公元初至9世纪），……当时的寺庙拥有包括古籍与经文的丰富藏书，成为教学中心与知识中心。”^[25]佛教寺院在隋唐时代，是中国社会文明和政治制度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唐代长安寺院自由开放的姿态、幽静的风光以及丰富娱人的文化艺术活动，使众多诗人流连忘返，频频造访寺院。寺院也为文人聚会提供了空间。慈恩寺“凡有十余院，几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26]长安寺院也承载了文化教育的职能。刘勰、陆羽等都曾在寺院读书或长期写作。长安的一些举子也会在科举落第后借助寺院居住作新的文章，谓之夏课，形成了“习业”的风俗。陆羽九岁即开始在智积禅师的帮助下在寺院内读书识字。他与诗僧皎然也交情深厚。长安寺院教育中国古代绘画、书法等艺术活动密不可分。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中就列出荐福寺、慈恩寺、兴善寺、龙兴寺等四十四座寺院的壁画，均出自名家之手，如阎立本、尉迟乙僧、张孝师、范长寿等。这些寺庙的壁画题材主要是佛教净土经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