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智慧”中的传统宗教造型艺术

什么是“东方智慧”，我们可以参考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房龙在《房龙地理》一书中所指出的：“欧洲给我们提供了文明，亚洲给我们提供了宗教。”从世界整体的角度看，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三个大的世界性宗教，以及其他各种小型宗教几乎全都产生在亚洲。就连许多人谈到欧洲文明时多数人都认为，等同于基督教文明，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基督教实际产生在靠近欧洲的亚洲西部。因此我们可以说“东方智慧”就是“宗教智慧”。也就是亚洲文明的精神实质内核。无论是汉传佛教的《大藏经》中，还是藏传佛教的《丹珠尔》里，以及南传佛教的《本生故事》的抄本和口头传诵。都汇集了亚洲人民的哲学思想和民间智慧，而印度的梵文、中国的汉文、藏文、蒙文，南亚的巴利文、僧伽罗文，都是用不同的语言将人民大众的人本理论用通俗易懂的形式的文本传承，而形成的亚洲共识文化。故“宗教智慧”是“无我”的无私、众生平等的智慧。如《华严经》所云：“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因此我西北大学佛教美术馆用的名称便是“东方智慧.长安人”，为印度总理莫迪先生所绘的国礼也是《用东方智慧，浇灌中、印友谊》。

丰子恺先生将人生格局的划分为三层楼：第一层楼是普通的生活，第二层楼是艺术的生活，第三层楼是精神的宗教生活。我比较赞成这种划分，现在多数人的生活已步入到艺术的生活阶段，例如在房屋的室内艺术设计中，多数人由自己选择东、西方不同的艺术情调和环境风格以及与个人职业特点相适应的格调。穿衣服更能直接的体现个人文化的品位与修养。吃东西也从当初的吃饱、吃好发展到了吃格调与吃品味，其实是已从吃的生物本能阶段和求人办事阶段而步入到精神交往与学识交流的阶段。以上状况我们还可以从全国各种公共设施与家庭居住建筑外形和室内装修及环境氛围的艺术设计中，以及汽车、家具、家用电器、生活用品、服装配饰等工业产品的艺术设计中，以及各种传媒与包装等平面印刷的信息传达艺术设计中，得到广泛的印证。而许多从个人不同水准早已跨越了艺术生活阶段的人群，又开始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对宗教感了兴趣。这样一来“东方智慧”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了这类人群向往和追求与努力的方向。如管子所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马克思所说的“存在决定意识”。然而如何正确地将民众自发萌生的概念引导走上一条健康而正确的道路，就成为我们必须研究探讨的问题。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祈盼上帝或真主的恩赐，认为无论任何人，只要通过自身个人的努力与践行，就能成为小乘的“罗汉”，大乘的“菩萨”这样的正果，进而最后步入到“佛”的境界，怎样才能使各种不同阶层，不同知识基础，不同社会分工的各类人群，按照个人悟性与理解达到最高境界呢？那就得通过正知、正信、正念、正行的学习与实践才能实现，这一切都要在自己作为人最能指挥人行动的“心”上下功夫，这也是东方人认为“思想”是由“心”来控制的，这也就是中国的知识阶层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过对“心”的探索与研究，玄奘就是重要的一员，他翻译的《波罗蜜多心经》便是对“心”理解的最高诠释。王阳明的“心学”不光认为“凡知觉处便是心”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佛教实际上是教育，而最早的寺院就是最好的学校，初期汉传佛教的大德高僧是杰出的双语或多语精通的哲学家、宗教学家，而学校的目的就是传授各种科技与文化的知识、技能。提高自己对实际问题实质好、坏判断的能力，并由知识升华而产生的社会良知，以及自身修养而产生的审美观念。这些便是教育的核心所在。孔子在他的《论语》中对学习知识的人提出了相似的要求：“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无论学什么，你得先是一个好人，你所学的学问和知识，才能用在正确的方面，因为知识既能造福人类，也可带来灾难，这也就是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所说的“福兮，祸兮”。而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对于民众的“美育”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思想基础则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早期佛教寺院教育的方式在藏传佛教的寺院中，仍旧保持着其原始的形态，例如逻辑思维的辩经活动，审美思维方面唐卡的绘制与佛像雕塑与刺绣，酥油花工艺的技能训练，医疗技能方面藏药、藏香、藏蜡等技能的学习都仍旧囊括在寺院教育之中。而汉传佛教在早期的文献记录中，像隋代的郑法士、展子虔、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曹仲达等艺术家皆置身于宗教艺术创作的队伍，而吴道子是集大成者。然而自宋代以后“艺术家”与“工匠”分道扬镳了。像宋代著名的宗教雕塑家雷潮夫妇那样的人已被列入工匠的队伍，知者无几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汉传佛教的宗教造型艺术早在宋代开始已断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