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贫家女儿

两汉之际传入到中土的佛教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在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唐朝，儒由于其封建正统的性质而位于权力的核心，受到社会上下的尊奉，处于永不言败之位。而与佛教处于激烈竞争的道教，由于其宣传手法不敌佛教，影响也远不如佛教。”^[29]因此，在有唐一代，佛教成为不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崇信的对象。佛教的“中国化”迎合了汉民族中重现实、重功利等的心理习惯，将信仰程度和得失利害关系相关联。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它所鼓吹的无边“法力”不断地深入、影响到唐代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因此捐资造寺、写经造像、烧纸钱营奠等佛事活动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笃信佛教，祈佛消灾降福，幻想弥勒和大慈大悲的菩萨来保佑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太平广记》卷一〇一的《许文度》就有相关记载：许文度，唐文宗大和年间侨居岐阳郡，“后以病热，近月余……后旬日，疾少，间策而步于庭。忽见二金人皆长五寸余，在佛舍下，即昔时梦中所见者。视其状仪，无毫缕之异，心亦奇之。始以其事告于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忧不解。然常闻释氏有救苦之力。由是弃资玩，铸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常具食祭之。自是君之苦亦瘳除，盖其力也。’文度感二金人报效之速，不食生牢，常阅佛书，因尽穷其指归焉”。^[30]也有些平民百姓更加虔诚，她们遁入空门，常伴青灯古佛。

如法师智明，“俗姓张氏。生于明代，长自善门。早怀恭敬之心，每有住持之志。顷以移天难越，系恋身心。自良人弃捐，妄念都舍，恒依法侣，参道问津。晚岁出家，始契心地，去烦宠之爱染，修福智於慈门。持授律仪，戒夏而报龄；有极生灭，难违缘尽此方。神迁净土，以大历十三年岁在己未秋七月旬有十一日恬然告灭。以建中二年春二月旬有十三日壬寅殡于县之西原，礼也。报龄八十有四。”^[31]

“禅师讳坚行，俗姓鱼氏，京兆府栋阳人也。惟师贞仪苦节，精勤厥志，捐别修而遵普道，钦四行而造真门”。^[32]

“大阿阇梨善惠禅师，俗姓张氏，齐郡历城人也。其先远祖出自南阳，随官流寓，故又为县人焉。若乃载德英灵，冠诸油素。既捐恒习，略而不叙。显考昔任北齐兖州刺史，褰惟布政，明鉴若神。释滞来苏，时惟革俗。禅师体悟虚宗，振清规於襁褓；玄识拔俗，摽雅量於髫年。信重玄风，高尚正法”。^[33]

有唐一代，佛教信仰已经深入地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与感情深层。佛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许正是因为经济因素，在现存的比丘尼墓志中，比丘尼出家前的身份是平民百姓者为数不多。

据上表以及上述分析，亦可得出下表：

表二

此表仅对其明确记录其出家来源之比丘尼作了统计，而对于阙载者亦付之阙疑。根据此表，可以看出，来源于士族妻女的比丘尼最多，来源于皇族宗亲、平民百姓的比丘尼仅有一部分，还有更多的比丘尼因资料缺乏而无法考察其确切来源，故是否能说明一些重要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