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恩传》的文本考异

（1）1930年前后，回鹘文写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出土于新疆，后被割裂出售，现分藏于北京、巴黎及俄国圣彼得堡。195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影印本，王重民、季羡林的《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两年后，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冯家升整理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研究报告》（1953年《考古学集刊两种》第一号）。林巽培在《回鹘文〈慈恩传〉的收藏与研究》^[1]一文中较为详细地回顾了2013年前该书的回鹘文写本的研究和收藏情况。根据林的研究，该书的回鹘文写本根据不同的收藏地点，分为：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巴黎吉美（GUIMET）博物馆藏本、俄国藏本、德国柏林本和敦煌北区本；而且，由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不能有一部集中所有材料的回鹘文《慈恩传》文本，所以对《慈恩传》作分卷的研究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范式。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还分别介绍了各卷的研究状况，并认为回鹘文本的汉文底本是否为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本子其中的一个，尚待探讨。此外，在同一作者的博士论文《回鹘文慈恩传转写与汉字音研究》^[2]中，他指出回鹘的汉字书音系统最集中反映在回鹘文《慈恩传》中，所以回鹘文本《慈恩传》的研究，对于研究10世纪回鹘语与当时的汉语面貌，探讨维吾尔语史与突厥语史，都有重要意义。并且，作者在收集分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及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三地残本的基础上，分卷整理，统一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回鹘文慈恩传的转写版本，这也是其研究的最重要成果。进而，再对照汉文原本，对回汉对音作出了分析。除了以上林的两篇较近发表的研究成果之外，其他的相关研究还有《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3]、《回鹘文〈玄奘传〉中的汉字古音》^[4]、《北图收藏的回鹘文〈慈恩传〉第七卷残片研究》^[5]、《国家图书馆所藏回鹘文〈慈恩传〉九页之语言研究》^[6]、《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源语文化概念的翻译》^[7]、《回鹘文〈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句式标记研究》^[8]和《从回鹘文〈玄奘传〉看西北方言入声的演化》^[9]等，都从语言角度研究了《慈恩传》的回鹘文版本。

（2）关于汉语版本，1923年有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等以日本的《弘教正藏》为底本，校以《高丽藏》和宋、元、明四本，以及参校《大唐西域记》、可珙《音义》、慧琳《音义》等书，校出了一本比较精审的校本。此后，吕徵又做了一些勘正误字的工作并补入了《玄奘表启补遗》。其后，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又将《高丽藏》本影印问世，并参以日本所见各种古本的详细的《考异》。1983年，以吕徵校订的支那内学院本为底本，参校日本影印《高丽藏》本和南宋《碛砂藏》、支那内学院本校勘旁注、吕瀓校本刊误以及日本影印《高丽藏》等，孙毓棠和谢方再次整理点校此传记，由中华书局出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释迦方志》，并被收入“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0]，这是目前使用的较多的版本。此外，对于《慈恩传》的古文到白话文的编译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1988年成都巴蜀书社出版了贾二强译注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其修订版由凤凰出版社于2011年再次出版，收入《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还有2011年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大唐慈恩寺：玄奘法师传》^[11]，也是《慈恩传》的白话编译本，遗憾的是，这些著作都未能对后五卷的表、启等进行详细的注释和翻译。

这些较新出版的著作，虽然吸收了众多版本的优点，但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校勘问题是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以下仅举几例加以说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新论》^[12]的作者在其硕士论文中第六部分对中华书局点校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失校部分提出商榷，指出了中华书局本存在的点校问题及文字校勘的失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点校考异一则》^[13]一文对中华书局点校本中，高昌王麴文泰“遣殿中侍御史欢信”一句进行了考辩，力图明确所涉及的人物及其身份官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译注补正》^[14]则针对贾二强译注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中一些误译误释之处试进行了补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洛阳度二七僧”笔释》^[15]以《慈恩传》中一句“有敕于洛阳度二七僧”的解释为切入点，指出有些学者将“二七僧”理解为“二十七名僧人”是错误的，并加以考证。毫无疑问，这些细致的研究工作都有助于使《慈恩传》以更加翔实完备、严密可靠的面貌呈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