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士族妻女
正所谓上行下效，唐代权贵中有不少遁入空门的，士大夫及其妻女皈依佛教者也不胜枚举。
宋国公萧瑀迷恋佛教，他“专心释氏，尝修梵行，每见沙门大德，尝与之论难及苦空，思之所涉，必谐微旨”。[17]萧瑀的家族中有将近二十人出家。据唐初僧人道宣《续高僧传》卷28 记载，男性僧人有慧铨、智证。据《续比丘尼传》卷1《唐长安济度寺尼法愿传》、《唐长安济度寺尼惠源传》和《唐代墓志汇编》所收的《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灯法师墓志铭》《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乐法师墓志铭》，女性僧人有法愿、惠源、法灯、法乐等。萧瑀还为《法华经》撰疏，采集十多家注解，间有自己的心得体会，经常邀请京师名僧加以讨论。他的哥哥太府卿萧璟，一生诵读《法华经》一万多遍，雇人抄写一千部，每次朝参，要让随从人员在前面手执经卷，公事之隙，抓紧诵读。家族中无论尊卑贵贱，对《法华经》皆能成诵。道宣对这个崇佛世家大加赞赏，说：“萧氏一门，可为天下楷模矣”。[18]
传世文献关于士大夫家族崇佛的记载颇多，从上表亦可看出，比丘尼出家前是士大夫家族者为数最多。
士族妻女出家前的身份依据是否结缡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未出阁的女性；二是嫁为人妇的女性。
1.未出阁的女性
宋国公萧瑀笃信佛教，女儿幼年便出家为尼。
“法师讳法灯，俗姓萧氏，兰陵人也。梁武皇帝之五代孙。年甫二八，修行四谛，膏泽无施，铅华靡饰。精诚恳至，慕双树之高踪；童子出家，殊柏舟之自誓。具戒无阕，传灯不尽，姊弟四人，同出三界。”[19]
“法师讳法乐，俗姓萧氏，兰陵人也。梁武帝之五代孙，高祖昭明皇帝，曾祖宣皇帝，祖孝明皇帝，父瑀，梁新安王、随金紫光禄大夫内史侍郎、皇朝中书令、尚书左右仆射、特进、太子太保、上柱国、宋国公、赠司空。赫奕蝉联，编诸史谍，芳猷盛烈，可得而详。法师则太保之长女也。勤恳之节，爰自幼童；玄妙之体，发于岐嶷。年甫三龄，归诚六度，脱屣高族，落发祗园。既而禅室沦精，羁象心而有裕；法场探秘，蕴龙偈而无遗。觉侣攸宗，真门取范。”[20]
“法愿，俗姓萧氏，兰陵人，梁武帝之六叶孙，唐故司空宋国公瑀之第三女也。乘因夐劫，植本遐生。孕月仙姿，禀清规于帝渚；仪星实态，降淑范于台门。襁褓之辰，先标婉质；髫龀之岁，遽挺柔情。聪悟发于生知，孝友基乎天纵，中外姻族，莫不异焉。加以骨象无俦，韶妍独立，铅华不卸，彩绚春桃，玉颜含泽，光韬朝蕣。年将十岁，颇自矜庄，整饰持容，端怀捡操。每留神于击帨，特纡情于纴组；琼环金翠之珍，茵箪衾帱之饰，必殚华妙。取玩闺阐，丽而不奢，盈而不溢。既而疏襟学府，绎虑词条，一览而隅隩咸该，再觌而英华毕搴。豪飞八体，究轩史之奇文；法兼二妙，符卫姬之逸迹。群艺式甄，女仪逾劭，宋公特深抚异，将求嘉世，载伫孙龙，以光宋鲤。而严庭垂训，早沐慈波；鼎室承规，幼明真谛。飘花见雪，初陪太傅之叹；摘叶为香，遽警息慈之念。爰发宏誓，思证菩提，惧尘情于六礼，乃翘诚于十诵。承间荐谒，请离俗缘。宋公论道槐端，丹青神化，虔襟柰苑，梁栋正法，重违雅志，许以出家。甫及笄年，爰披法服，乃于济度伽蓝，别营禅次。”[21]
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子女耳濡目染，自幼熟悉佛教，亲近佛教，以至于出家为僧尼是很自然的选择。
2.嫁为人妇的女性
根据上表，这些志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丈夫死后落发的；二是结缡之后，因为一心向佛，于是出家的。
（1）夫死落发。
如比丘尼明空，“大德，讳明空。姓段氏，齐郡人也。大王父贯，皇镇军大将军守怀州刺史，袭褒国公。王父晈，皇彭州参军事，赠资州刺史。皇父兴宗，皇凤翔府司录。大德生此德门，幼而聪敏，当在龆龀，有老成之风。中外咸气，无不推重。迨至笄年，爰议行适。得陇西公李君俞者。亦当世之茂族。其他略而不书。及李氏将殁，因兹出家。”[22]
如比丘尼性无相，“族秦氏，京兆云阳人也。其先著於史谍。闍梨即纯孝之长女也。聪惠明辩，自小而异。礼乐道德，及长弥深。年十六，归于吏部侍郎郑公曰齐婴。有子曰日华，三岁而侍郎薨，居丧极哀，终制入道。”[23]
再如“比丘尼法讳爱道，字法多，俗姓韦氏，京兆杜陵人也。比丘尼生于贵族，出自名家，姿范端妍，才章敏茂。年甫卅，归于弘农杨氏。其夫雅操修谨，夙著廉能。既而雄剑先沉，金夫中夭。情□杞妇，誓列恭姜。遂乃精习四禅，专求二谛，爰兹落发，即定身心。”[24]
“从唐代列女传的故事来看，民间儒教最重视的女德乃是‘孝’，士族则看重女性贞洁。”[25]丈夫去世后，有些女性想为丈夫守节，出家为尼就成为唐代女性的选择之一。
（2）夫在出家。
在所收集的唐代比丘尼墓志中，有一方墓志铭记载的非常详细，就是《陇西郡夫人赠肃国夫人李氏墓志铭》，墓主李氏就是属于婚后、夫在，却一心向佛的女性。这方墓志很特别。一是其他比丘尼的墓碑上都非常明显地标明墓主为比丘尼的身份，而这方墓志除了没写她是比丘尼外，还专门强调她丈夫的官衔，以及她的诰命夫人的身份。墓碑全名为：河东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城郡王辛公妻陇西郡夫人赠肃国夫人李氏墓志铭并序。二是“撰”及“书”墓志铭的人都不是寻常之辈：朝散大夫检校尚书仓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鱼袋独孤愐撰朝议郎守太子中允武阳县开国男翰林待诏韩秀宝书。三就是墓主出家，是得到皇上的诏令。墓主因“中年体道，知生生之不可以久恃也，有离俗之志。金城（墓主丈夫）谕而止之，而志不可夺，由是上闻，有诏度为崇敬寺尼，法号圆寂。”[26]得到皇帝的诏令才成功出家，可见墓主出家在当时影响之广泛。
《全唐文》也收录了一方墓主在丈夫在世的时候就出家的残志，即《沙弥尼清真塔铭》，墓志内容是：“勤策尼者，扶风马公左武卫中候顺之季女，大招福寺郯法师之犹子子也。幼而聪慧，性善管弦，耳所一闻，心便默记。仁贤温克，尤重释门。父母违而嫁之，遂适陇西李氏，宿卫荣之贵妻。自入夫门，便为孝妇，虽居俗礼，常乐真乘。每持《金刚经》，无间於日，迨十许稔，不意染绵羸之疾，药物不救，委卧匡床，由是□□□心，舍俗从道，契宿愿（下阙）（石刻）”。[27]
《续比丘尼传》也有相关记载：“真如，巩县人，嫁于贺若氏，舍俗为尼。唐天宝元年七月七日，真如于所居精舍盥濯，忽有五色云自东来，云中引手不见其形……代宗拜受赐，因改元宝应，以安宜县为宝应县，赐真如宝和大师，敕长安立宝应金轮寺。真如所居，得宝地在河壖，景物茂畅。相传西域贾人过其旁者，莫不望而瞻礼焉”[28]
丈夫在世就舍家奉佛，有悖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而志主却依然出家，可想而知她们在当时是忍受了多么巨大的世俗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