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境界：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笔者之所以从“玄奘取经”说起、以“佛教中国化”为例，提出并论证“文化回馈”概念，并将这个概念视为“一种值得向往的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境界”，主要有如下数种理由。
（1）这种“境界追求”有助于提升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理念。
关于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欧美20世纪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讲过：“在现今中国，我们的文明与中国的文明有着密切的接触。只是接触的结果，到底是产生胜于这两种文明的新文明，还是破坏固有的文明而代之以英国的文明，这一点还是问题。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至于中国，如果我们视之为学生，可能又是一例，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少得多。如果我把中国人当成我们的学生，而不是相反的话，只是因为我害怕我们是不可教育的。”[10]
以上引文出自罗素的名著《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922），该书是由罗素访华（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后发表于英国各大报刊上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章结集而成的。罗素访华正值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期间，这段时间既是中国知识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一次高潮，也可以说是“西化思潮”最盛行之时。所以，今天重读罗素的这段论述，我们仍能感受到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譬如，不同文明的相遇与碰撞可能导致哪些结局？人类文明进步是否体现为一个“向先进者学习”的过程？人类文明进程中是否存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现象？显然，罗素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理性而客观的，他不仅充分肯定“学习其他先进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而且积极倡导“互为师生、彼此学习、相互借鉴”。
既然罗素提出的这些看法，现已成为国际学界研讨文化交流问题的主流观点或基本共识，那么，我们进而将“饱含中国经验的文化回馈概念”注入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的理论与实践，定会发生非凡的积极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以“佛教中国化”为例来加以领会。正如楼宇烈先生所说：“佛教在中国传入、生根、开花、结果，这样的过程是文化交流中非常好的典范，这是一种和平进行的文化交流，是平等状态下的相互吸收，交流的同时又互相丰富了自己——所以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的典范。这是（中国）佛教史的概况。尽管在印度本土佛教于13世纪就绝迹了，但在中国却一直延续到现在，并还处于不断发展中。”[11]如果我们“接着楼先生的上述论断来说”：佛教虽在其发源地印度早已失传了，但在中华文明的大地上却生根、开花、结果了，那么，我们今天将“中国化的佛教精神”沿着“丝绸之路”回传，将其回馈于人类文明世界，岂不意义非凡！
笔者在此以“佛教中国化”作为范例来诠释“文化回馈”概念及其重要意义，并非意味着“仅此一例，别无其他”，而是更想强调，一体多元的中华文明素有学习、吸收、融合外来优秀文化的传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教训，尚待我们加以历史总结与理论提炼，以利于人类文明在全球化时代的友好交往、共同繁荣。
（2）这种“境界追求”有助于继承与弘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日渐增强，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华文明史研究，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社会近30 多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还由于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认识到，重新崛起的中华民族拥有数千年的文明传统，而这一悠久且深厚的文明传统，又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或断裂过的”。因而，如果把“文化认同”看作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最高认同”，那么，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来说，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探讨便显得十分重要了。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如何概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海内外学者尚无统一的表述，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或“核心价值”，已提出了不少有根据、有启发的观点，如“以人为本”（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以德为本”（崇德利用、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中庸之道”（执中、致中和）、“和而不同”（以和为本、以和为贵、和谐）等等。综合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或许我们用如下20 个字，既能全面地表达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能深刻地体现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生生不息、饱经磨难、旧邦新命、薪火相传的文化精神：“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也就是说，正因为中华文明拥有如此博大的文化理念，她在历史上才会不断融和诸种本土的与外来的文化因素，她在和平崛起、走向世界的今天，也理应一如既往地会通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12]
在近些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研究中，常见专家学者争论这样一个命题：“是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假如只是站在民族主义或普世主义的立场，此种争论也许是没有多大理论价值或学术启发的。中华民族长达千余年的对外文化交流史表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可谓丰富多彩，其切实有效的互动方式，并非“单向的、贴上本民族或普世性标签的输出或传入”，也不但表现为“双向或多向的学习、借鉴、融合、互补等”，还可以开拓一种更复杂、更富有意境的交流途径，这就是本文试想论证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回传与文化回馈”。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富有意境的文化交流途径，不仅合乎前面所概括的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且能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流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华文明古国的风采——“礼仪之邦、礼尚往来”。
（3）这种“境界追求”有助于推进并深化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既扎根中华文明大地，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又走向世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广泛开展交流、合作、互鉴、互惠活动。近两年来，政界与学界齐相热议的“一带一路”便是一种最新的尝试。“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虽然这主要是一种经贸战略举措，但经过近来的热烈研讨，各界有识之士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一带一路”不仅在经济与政治上是“一条互尊互信、合作共赢之路”，而且在文化上也将成为“一条友好交流、文明互鉴之路”。在2014年11月8日召开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地提议：“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中国支持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鼓励加强各国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支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鼓励更多亚洲国家地区省市建立合作关系。”这里所讲的“以人文交流为纽带”、特别是“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的确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讨。
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60 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表态，它们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所以，不少专家学者指出，“一带一路”不但贯通众多国家或地区，而且涉及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会创造更便利的条件、更良好的氛围，通过加强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人文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互尊互信，避免相互误解甚至彼此冲突，以求人类多元文明的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就此而言，我们确有必要重新认识几大世界性宗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正如我国资深专家指出的那样，回顾一下中外文化交流史，我们便会不无惊奇地发现，世界三大宗教具有文化交流桥梁作用。例如，源于印度文明的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千百年来同化和改造，不但成为我国西藏、蒙古等地区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且已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和中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桥梁。又如，伊斯兰教作为阿拉伯-波斯世界的文化根基，自唐代传入中国，经过千百年来的同化和改造，不但成为我国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里克族、塔塔尔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10 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要素，且已成为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渠道。再如，作为希腊-罗马文明的标志性成果的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历经多个历史阶段的碰撞与磨合，现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已成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桥梁。[13]
无论古今中外，人们在日常交往中都渴望“心灵的沟通”。的确，“心灵、精神、信仰”上沟通可谓人世间最深层、最重要、也最难抵达的交往境界了。然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学贯中西的我国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在其晚年总结毕生的学术心得，以精美的“十六字箴言”寄希望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笔者深受费先生学术情怀的感染，故以本文来提出并论证“文化回馈”概念及其意境，以期此种境界追求能为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多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增添又一层新意、又一个亮点、又一种动力。
On a New Level of Inter-Civilizational Communication：A Look Back at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with the Dharma Journey of XuanZa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Zhang Zhigang
Dean，Institute of Religious Culture，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Taking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religions，and，in the cas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taking especially the dharma journey of XuanZang as its starting point，will enable us to not only appreciate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as an exampl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human civilizations，but engage in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at basis，putting forward and arguing for the new concept of“Cultural Feeding Back”. This new concept entails theoretical value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t multiple levels：it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deas for communication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human civilizations，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uperior aspects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and to the deepening and enhance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s and mutual learning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of plural and pluralist civilizations.
Keywords：Dhamma Journey of XuanZang，Sinicization of Buddhism，Cultural Feeding Back，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inicization of Foreign Religions，Level（s）of Inter-civilizational Communication.
【注释】
[1]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5 页。
[2]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1 页。
[3]赵紫宸：《中国民族与基督教》，原刊于《真理与生命》（1935）第九卷，1935年，第5-6 期，现收入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8-33 页。
[4]这里的说法并非笔者动情，而是赵紫宸本人的真实思想。他在另一篇名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里说：“我们是中国人，活在中国的环境里，然而我们亦吸收世界的文化与基督教，亦曾在中国的思想境界里优游”；“我们所应深思熟筹的是如何可以保持我国文化的精神，如何可以开拓此文化使得与世界文化融洽而继增。”详见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 页、第6 页。
[5]关于“玄奘取经与译经”的重要意义，赵紫宸指出：法显、玄奘以及论百的僧人，冒万险，辟万难，登葱岭过雪山，在无路中开路，在无声中得生，或死于去路，或死于归程，或死于异域，或死于种种险阻疾病贫困饥寒，要再佛教发源地求经求教，求大师的指引。他们到天竺去是心灵逼着去的，像在空中戛取了不可达到的真际。有人这样做，佛教即要不兴，也不能躲避了弘传广布的势力。这是宗教求诸源的显示。至于宗教须求诸文（经典），佛教实在有其弘甚盛的伟绩，译经一事，起先都是月支、安息、于阗、天竺等外国人做的，因为他们是宣传者，又通梵文；后来中国人自己精谙梵文，且深识佛学的环境与背景，深知中国的文学与历史，便自相传译。所以，在安士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鸠摩罗什、昙无忏、真谛、严琮等人之后，即有玄奘三藏，义净三藏等人“印印皆同，声声有别”的翻译。我们读慈恩寺玄奘法师传，就知道他一生的行状与译述如何的博大（详见赵紫宸：《中国民族与基督教》，《本色之旅——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第25-26 页）。
[6]以上摘要，详见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74页。
[7]参见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章“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8]楼宇烈先生讲：“唐代是中国吸收外来文化最多的时期，不仅宗教，包括文学、艺术等等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发展到后来我们甚至都已分不清了。我们现今只能从它的名称当中了解它是外来的。如胡琴，我们看作是中国乐器，其实这个乐器是从西方传来的。为何称为胡琴？因古人将西域人称为胡人。所以，唐代外来文化大量涌入并被吸纳、融化，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楼宇烈：《宗教研究方法讲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 页）。
[9]详见楼宇烈：《宗教研究方法讲记》，第34-46 页。
[10]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年，第147 页。
[11]楼宇烈：《宗教研究方法讲记》，第37 页。
[12]张岂之先生最近指出：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贯穿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产生了魏晋玄学。中国思想文化的再一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由南宋理学完成。在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了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详见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人民日报》2015年9月1日，第16 版）
[13]参见耿昇：“译者的话”，谢和耐著《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