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四海一家精神与“一带一路”共同繁荣的精神契合
对于玄奘的精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最突出的莫过于四海一家精神。“四海一家”语出战国荀况的《荀子. 议兵》：“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服从。”释义为四海之内，犹如一家。玄奘在国外除了学习，还常常把唐朝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向天竺人民介绍，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他的弘佛经历和苦译佛经都是四海一家精神的具体诠释。
玄奘聪颖善学，在西行以前，他为了向各种不同学派的高僧大德请教佛理，曾辗转各地。正因为此，玄奘掌握了广博的佛教义理、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仍然不满足于自己的修为，总是翼求对“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2]予以创造性突破。随着学识的增长，玄奘常常苦于经卷与经师对佛教教义的解释迥然有异，又苦于中国佛经体系庞杂，译法众乱，无法释疑，便下定决心要赴佛学发愿地印度去求取真经。因此，当他从印度来华高僧波颇密多罗那里知道了戒贤法师讲《瑜伽师地论》的消息后，便舍生忘死，西行求法，并立志要在中土光大佛法。他在历尽种种磨难到达印度后，几乎访问了当时五印度所有的著名佛教学者和婆罗门教有识之士，虔诚并虚心地向他们求教，与此同时，即便是佛教的论敌，玄奘也如实地把他们的成就介绍给同仁。另外，他在学习和研究瑜伽行派的过程中，融合了印度当时广为传颂的唯识十家之说，从而为唐代唯识新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的法相宗。不言而喻，玄奘博通中外的广阔胸怀就是其四海一家精神的具体表现。
正是由于玄奘具有四海之内犹若一家的博大胸怀和造福人民的四海一家精神，使其能够遍尝艰辛，并不断克服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学梵文难、得经本难和文化交流难的三重艰难，克服了去印度沿途中所能遇到的种种灾难，上高原、下戈壁、翻天山、越雪岭、忍掠劫，最终抵达印度，获得了印度学术界极高的殊荣，成为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四大名师之一。虽得到戒日王的优渥礼待和丰厚供养，但他一直未忘出国之前“弘法利民”的夙愿。即便是戒日王赐予他“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崇高荣誉并坚留他在印度时，他仍不为所动，婉言谢绝。在他回国后，唐太宗敬仰其人品和才学，希望他能还俗辅政，共谋朝政，但玄奘矢志译经事业，坚持拒绝。玄奘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襟抱平恕，器量虚融……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玄奘人格极高，为人所敬顺。”[3]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重重阻隔，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之间并不易发生文化碰撞。而玄奘西行，使得中印文化得以更多更好地互通和交流。玄奘把他四海一家、普度众生的精神都倾注到毕生所翻译的印度佛教经律论之中。据《大慈恩三藏法师传》所记，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五月至龙朔三年（663）十月，在17年中共译出佛经1335 卷，约1300 余万字，占唐代译经的一半以上。他每年平均译经75 卷，每月约6.25 卷，即5日1 卷。玄奘晚年驻锡玉华宫时（659—663），仍夜以继日地翻译佛经，而佛教经典《大般若经》、《成唯识论》、《唯识二十论》都是他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
另外，玄奘应唐太宗之请，把他所见所闻口述出来，由他弟子辩机执笔写成了《大唐西域记》12 卷，10 余万字，记述了玄奘西游亲历的120 国和得之于传闻的28 国的山川、城邑、物产与民俗。它是今日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公元1819年，阿旃陀石窟重被发现，但没人认识它，就是依靠了《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才断定它是印度有名的胜迹。埋没了几百年的印度那烂陀寺，也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提供的线索发掘出来的。《大唐西域记》在佛教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历史、地理、民俗和中外交通等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玄奘还把中国的文化知识介绍给印度，应印度童子王之请翻译《道德经》、《大乘起信论》为梵本，希望在精神上实现互利互通。玄奘虽然是一个大乘瑜伽行派学者，但他在翻译经论时却是大小乘并举，对佛教各主要学派的基本经典如《大毗婆沙论》、《阿毗达磨》等，都没有从他所持的立场加以排斥，而是兼收并蓄。玄奘并不专门弘传中观理论，但他却翻译了中观派般若学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广百论》等等。此外，他还译出如婆罗门教正统派哲学——胜论的根本经典《胜宗十句义论》及大乘中观派的《掌珍论》。在印度戒日王主持的辩论大会上获得众人认可后，他马上取消和宽恕了外道顺世论者在辩论前所作的卖身等种种誓言。在玄奘生活的唐初和印度戒日王统治的时期，恰逢儒、释、道三教斗争和印度婆罗门教与佛教等沙门思潮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正得益于玄奘秉持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才会有宽容的百家争鸣态度。
基于玄奘四海一家的开阔胸怀，佛教徒对其赞颂有加。如印度大乘佛教徒尊称他为“大乘天”，那是因为玄奘曾极力为大乘佛教辩护。而小乘佛教徒尊称他为“解脱天”，则是由于玄奘在行解上的“超凡”胸襟。时至今日，印度的僧人和学者仍然在赞美他的修为及对印度佛教与历史所作出的贡献，如印度孟加拉国僧伽大会秘书长达摩帕尔说：“玄奘依然活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深处，倘若没有他字字珠玑般的著作，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鲁迅称赞他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梁启超说他是“千古之一人”。而与玄奘同时代的弟子道宣对其概括地更为深刻：“听言观行，名实相守；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曲识机缘，善通物性；不倨不谄，行藏适时；吐味幽深，辩开疑议。实季代之英贤，乃佛宗之法将矣。”[4]不言而喻，正是由于玄奘四海一家的宽大胸怀才铸就了其在世界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
玄奘四海一家的精神与“一带一路”共享繁荣的思想旨归无疑是高度契合的。事实上，只有四海一家，才能共享繁荣。这一点，即使是一千多年前玄奘身处异国时，他的“本土思渴，不敢留须臾”之情是极其强烈的。在当前恰逢全国人民大力开发西部地区的建设进程中，我们更要学习和发扬玄奘四海一家的精神，充分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的契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