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1）报告了城市单位土地旅游收益主要依赖旅游从业人员和财政支出的投入，表明旅游产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投入产出效率较高时期，这与马晓龙的研究结论一致，城市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获得更大的收益。旅游业固定资本的影响为负，这似乎与现状相悖，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开发中更多依靠“门票收入”作为当前观光旅游的主要产品特征，形成粗放式的路径依赖模式，导致“资源诅咒”现象的产生。“门票收入”产生的路径依赖使旅游生产部门缺乏创新动力，影响本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技术创新的效率，挤占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率。依靠资源禀赋的初级旅游产品边际收益增加导致直接效益显著而地方政府将生产类要素的资源转移到旅游初级生产部门，产生过度依赖初级旅游产业而损坏整个城市的经济效益和其他行业投资收益率，旅游服务业发展会带来收入效应和转移效应，收入效应对工业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资源转移效应对工业发展具有负面挤出作用。基础设施对城市单位土地旅游的贡献度为负，但不显著，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产生时滞性，无法定量分析影响程度。

表1　基础设施影响城市土地旅游效率的估计结果（系统GMM）

续　表

针对基础设施的特征，模型（2）中加入了基础设施的滞后项，报告出当期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基础设施对城市旅游增率的影响为负，这与赵磊认为基础设施在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影响机制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的结论相左，但与Hjalager认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效应的贡献较小甚至不存在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当期基础设施受到投入产出效率发展缓慢的影响，因而对城市土地旅游效率产生负效率，而长期来看，随着累积效应的积累，基础设施对旅游增率的累积效应为（－0.000 185 4－0.000 183 2）／（1－0.950 177 6）＝－0.007 4，即长期基础设施的发展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降低城市旅游增率0.007 4个百分点。

模型（3）中加入基础设施的滞后项，以检验模型（2）中得出的基础设施对城市单位土地旅游效率的影响是否稳健，模型（3）报告了统计系数当期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基础设施对旅游增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旅游功能导向型基础设施投资过热与其利用效率之间的失衡关系对这种不确定性起着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