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学校
义务性的学前学校在19世纪便已根深蒂固。在1831年，阿伯特·菲伦特·阿波迪（Abbot Ferrante Aporti）在奎莫纳（Cremona）这个城市设立了一个专收2到6岁幼儿的杰出机构，该处极重视教与学，而且原有的游戏活动也被小男孩的工艺活动及小女孩的家事活动所取代（Della Peruta，1980）。1867年之后，福禄贝尔幼儿园开始在各地产生影响力，而20世纪初期，意大利的工业化加上带有革新政策色彩的社会党崛起，对职业妇女及幼儿教育的需求便成为当时的焦点。进步主义教育工作者也投入幼儿教育行列。根据皮斯蒂洛（Pistillo，1989）的描述，1904～1913年是幼儿教育特别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此时期内，法令的成立带来了幼教师资培训学校的建立。罗莎（Rosa）修女与卡洛琳·阿加齐（Carolina Agazzi）修女发展出新的幼教哲学与方法，马利亚·蒙台梭利也在罗马成立她的第一个儿童之家。
然而，当时的意大利教育部对学前教育的成长并无直接的协助，也由于学前教育机构的设立仍仰赖私人的捐款，学前教育逐渐被罗马天主教会垄断。1922年之后，法西斯政权解散了蒙特梭利幼儿教育，只支持与教会垄断和掌控相容的学校改革，Agazzi的教学方式深受罗马天主教会的青睐，因而正式宣布其为正规的幼儿教育方法。在1933年法西斯政权的全盛时期，超过60％的幼儿教育机构是由宗教团体所经营（Olmstead & Weikart，1994；Pistillo，1989）。
法西斯政权彻底垮台后几年，人们开始寻求改变。1945～1946年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意大利民众自力更生，政权也进行重新改组。在同一时期，受到地方上强烈的传统改革的影响，自然地兴起由家长团体自行运作的学校，而瑞吉欧·艾蜜莉亚就是其中一例。在本书的第三章，马拉古齐将清楚地叙述其原由。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许多教育工作者与父母便已意识到更多更好的学前教育是迫切需要的，他们也认清势力强大的基督教派民主党并无意改革意大利幼教的事实。在此时，新的教育理念，如来自法国的“大众学校”（popular school）运动，以及弗雷内（Celestin Freinet）与约翰·杜威等进步主义教育学者们的意大利文版本也相继引进意大利，狂热的辩论使得民众下定全面改革当时教育的决心。1951年，“合作教育运动”（the Movement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简称为MCE）成立，这个由小学教师们所组成的团体，运用了弗雷内的技巧，经过一个意大利式的决定性讨论之后，他们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合作教育运动的领导人——布鲁诺·恰利（Bruno Ciari）是一位受人拥戴的教育家，曾经接受位于波隆纳左翼政府之邀，组织并领导他们的市立学校系统。事实上，在上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之间，也只有在左派政府所管辖的市镇，才有进步的自治性幼儿教育体系的建立。教会垄断的幼儿教育在那些游走中间路线的基督教民主党掌控的市镇中，则较为普遍。
在恰利个人所写的文章以及在波隆纳地区为教师所组织的会议中，阐述了许多教育的创见，正如其他参与合作教育运动的学者，他坚信正确的幼教方式可以使社会迈向更为公平的境界，其著作也因此成为经典之作。
精力充沛、热诚以及周全的关切使得幼儿教育在意大利起步。恰利对教育的探讨启发了人们，也帮助他自己形成几个主要的教育观点。马拉古齐曾参与这些充满活力的探讨，也因此认识恰利而深受启发。马拉古齐回想时，说这位朋友是“幼教领域内最清晰、最具热情以及敏锐才智的人”（第三章）。恰利这一派团体所持的信念是：教育应该释放出幼儿的活力与才能，进而提升幼儿不论是在沟通、社会、情感各方面，以及具批判性与科学化想法完整和谐地发展。恰利（1961）鼓吹教育工作者与家庭发展良好的关系，并且鼓励教师、家长以及市民们参与委员会的运作。他也坚持一个班级安排两位教师比一位教师来得好，且教师与职员之间应不分阶级分工合作。他更认为孩子们在一天中的某些时段，应依照年龄采分组方式，但在某些时段则应开放混龄活动，他并认为每班幼儿的人数应以20人为上限。除此之外，恰利也极注重教育上硬件环境的设计（Ciari，1972）。
在1967年，斯库拉·第·巴尔宾那（Scuola di Barbiana）出版了一本颇具震撼力的小册子《给老师的一封信》（Letterto a Teacher）。这份册子笔调感性又义正辞严，公开指责公立学校体系存在不公平选择权与对社会阶级的歧视，由于它受到广泛的引用，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成为一篇重要的宣言。1968年，学生运动爆发，学生占据校园并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劳工团体也举行大规模的动员，发起罢工，要求与国家劳工协会进行协调，妇女团体也大声疾呼要求更好的社会福利、学校以及幼儿保育（New，1993）。这些团体经常联合起来上街游行，一致对政党以及政府当局施加压力（Corsaro & Emiliani，1992）。
在1968到1977这10年间，许多重要的社会法律条文通过，同时，有更多的妇女投入工作职场，相形之下也使得妇女团体的诉求更为有力。当中重要的新法律通过如下：
1968年：政府补助的学前教育的设立
1971年：产假中妇女仍可支薪条款
1971年：政府补助的婴幼儿中心设立
1975年：新家庭法律颁布
1977年：男女工作平等权的确立（同工同酬）
嬗变的社会，加上广受瞩目的法律条文修订完成，促使教育工作者的眼界因回应幼儿保育的崭新期许而拓展开来。在80年代中期之前，学前学校成长快速，而这几年的成长则日趋缓慢。1988至1989年，州政府（国立）、地方政府或私人学校为3到6岁幼儿所提供的服务比例达到88.8％，1992至1993年则已达到92.7％的比例（Becchi，1995）。这段时期内，就读州政府学校的每一位幼儿所分配到的资源大约从2000美元提高至2300美元，师生比率维持在1∶11，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此种情况是最理想的（Becchi，1995）。
虽然第1968条法令对3到6岁幼儿提供免费教育服务的承诺大部分都已实现，但就整个意大利地区来看，幼儿服务工作与教师在职训练质量不均的现象仍然存在着（Corsaro & Emiliani，1992；Olmstead & Weikart，1994；Pistillo，1989）。再者，所提供的教育品质也良莠不齐，许多地方政府因拥有优秀的教育体系而闻名（例如，Pistoia、Modena、Reggio&Emilia以及在Piedmont、Veneto与Liguria等地区中的某些市镇）。一些以有力的哲学与方法为基础的私立学校，例如蒙特梭利学校或鲁朵夫·史坦纳（Rudolph Steiner）学校，都可称得上是优秀的学校。然而，高品质的幼儿教育并不存在于大多数学校，也许是因为这些强大且充满活泼性的教学法没有与大众所熟悉的传统教学方法融合得很好（不管是以与家庭情感为主的教育方法，或者普遍常见的小学教育方法）。
创新的潮流总是与传统方法并存，新理念的产生也引发了一番辩论。例如，结合1968与1991年设立的全国性优良学前教育实施指导方针（Orientamenti），与1974年以社区为主的管理方式；残障儿童回归主流教育的逐渐发展以及来自于欧洲地区以外国家的移民家庭与幼儿日益增加。近年来，注目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如何让州立的学前学校体系维持高程度的品质。1994年间，意大利教育部以掌控较佳的研究与成果，整编利于交流与转移的方式，推动一个称之为“亚司坎纽计划”（Progetto Ascanio）的实验性课程，目的在于促进州立学前学校的反省、革新以及组织的改良。
1996年春天，意大利教育部更进一步与瑞吉欧·艾蜜莉亚市政府签署一份正式的协议，授权并且提供经费，让这个幼教体系能提升州立学前教育师资的专业化。这项重要的行动有4个目标：（1）提升专业发展与教师在职训练；（2）生产训练题材；（3）设立一处全国记录中心；（4）汇集教育经验的交流。瑞吉欧·艾蜜莉亚之所以获得青睐来推动此项工作，乃是因为它对六岁以下幼儿教育的投资以及投入的心血持续不间断，加上工作坊与驻校艺术教师体系的革新，记录方式的使用，教学团队的复杂功能，行政人员、教师与地方政府官员代表不间断的交流，以及整个市镇居民对幼儿教育发展的参与。
同时，因对幼儿教育改革的贡献而广受各界深入研究的瑞吉欧·艾蜜莉亚教育取向，正持续在意大利举办巡回展览。1995年，新内容的“儿童的一百种语言”展览在罗马开幕后，便展开其意大利巡回之旅。而为了保障和促进全世界所有儿童的权利与潜能，在1993年成立“瑞吉欧儿童”财团法人，这个组织由市政府与市民共同持有，对瑞吉欧教育取向普及化及训练付出努力的“瑞吉欧儿童”也持续不断地蓬勃发展。
这些最新的发展对那些期望深入认识瑞吉欧幼儿工作的美国人与意大利人来说，提供了许多了解瑞吉欧·艾蜜莉亚的机会。瑞吉欧教育工作者与市民所付出的承诺与毅力、研究与实验、更新与开创独树一格的合作，通过经年琢磨的交流与记录的技巧，更加强了它的成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瑞吉欧的故事，及其运用的方式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