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幼儿教育

甘第尼：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对幼教出现一种新的觉醒，当时伴随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

马拉古齐：在60年代，关于幼儿教育的主题是激烈政治辩论的重点，幼儿教育的需求是无庸置疑的，最主要的争论在于学校是否应被纳入社会服务之中，更多实际的考量尚未出炉。事实上，就全盘的教育而言，在法西斯的统治下，意大利的教育落后了整整20年，有关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受到压抑，欧洲其他国家与美国的理论和经验也被摒除在外。约翰·杜威、瓦龙（Henri Wallon）、夏帕赖得（Edward Chaparède）、德克罗利（Ovide Decroly）、安通·马卡热可（Anton Makareko）、维果斯基，以及后来的艾瑞克森（Erik Erikson）与布伦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等人的作品开始广为人知。另外，我们也阅读波费特（Pierre Bovet）与费列尔（Adolfe Ferrière）所著的《新教育》（The New Education）以及学习法国弗雷内（Celestine Freinet）的教学技术、纽约的达顿学校（Dalton School）中所实施的“进步主义”教育实验，和皮亚杰等人在瑞士日内瓦所进行的研究。

这些文献所传达的强烈讯息，引导我们的选择，给我们决心，不断成为经验交流的诱因，使我们避免停滞不前。因为教育内容与方法之间关系的辩论，在政治理论者的拖延下耽搁了十多年之久，我们认为这些辩论毫无意义，它并没有考虑“差异性”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忽视了积极性教育是建立在一个内容与方法两者紧密连结的状态下。而我们本身对家庭、幼儿、教师三者逐渐投入项目所带来的多元性的觉醒，增强了我们对积极性教育所持的信念，也使我们更尊重其他人所处政治地位的不同，让我们挣脱偏颇与成见的捆绑。

回顾从前的点点滴滴，我们对任何事物的尊重，在精心规划教育方案时，为我们带来坚强的自主能力，同时也帮助我们对抗许多反对的压力。

自从20世纪一开始，仰赖阿加齐修女以及蒙台梭利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是意大利的传统。蒙台梭利是第一位受到赞扬的，但由于“蒙氏教学法”采取科学化的教育取向，遭到后来掌权的法西斯政府的贬谪，因而成为非主流；阿加齐修女的教学法则因为比较接近天主教派对幼儿所持的观点而受到采用。我相信蒙台梭利与阿加齐修女两人的著作必须被传递下去，才能够超越他们两人原有的成绩。

同时，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实际上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托儿所教育，他们对协助幼儿和提供监护服务所付出的心力，比回应社会及文化变迁所作的努力还来得多。一间教室通常容纳了40到50位幼儿，只由一位没有教学文凭也不支领任何薪水的修女负责。以下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在1960年，大约只有1/3的幼儿进入托儿所就读，当时22917位教师中的20330位是修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