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学校管理系统下的“社区—教师”合作关系
访问者:莱拉·甘第尼
受访者:瑟吉欧·斯拜吉亚利

瑟吉欧·斯拜吉亚利瑞吉欧·艾蜜莉亚的教育主管
这是密雪兰吉路学校的幼儿对“咨询委员会”的看法:
“一个人们可以问问题的委员会。”
“有人提出问题,而其他人回答。”
“他们说了很久的话,哗啦……哗啦……哗啦……说个不停。”
“我想它是一种议会。”
“是啊!是会议。”
甘第尼:对幼儿们而言,瑞吉欧·艾蜜莉亚教育取向系统上的概念中最难以理解的即是“社会(或社区)参与”,您可以描述这种概念是如何进行的吗?
斯拜吉亚利:这说来话长,我就先从20世纪70年代说起。教育上所谓的“社区参与”理念有其正式的历史背景,它被视为是一种用来支持创新、保护教育机构、避免过度的官僚形式所导致的危险,而激发教育工作者与家长之间合作的方法。这种参与分为两种形式:第一,属于市政府所经营的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内的社区式管理模式(意大利文为:gestione sociale);第二种,由来自各个层级的公立学校——小学、初中、以及高中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我先说明第一种形式。
在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内实施的社区式管理模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5年意大利的解放运动之后,几个特定省份(艾蜜莉亚·罗马格纳以及塔斯坎尼地区)发展出特殊的教育经验,这归功于妇女团体、前“反对斗士”(党员)、工会以及合作社为推展教育与福利服务的直接参与。这些回应行动包含着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群众,而且在一开始便强调合作与参与的价值。
这类参与的第一个例子就是隶属学校的“市委员会”,这类委员会的重大责任也就是要用开放、民主的方式去管理幼儿学校,参与的成员包括与学校相关的人士以及校外热心的民众。这些组织的创立有其特殊的目的,也就是“创造”一个家长、教师、市民以及社区团体共同参与的学校,不仅仅是经营学校,同时也为了维护儿童的权利。
另外,我们也要说明,虽然最活跃的模式来自于拥有自治权的市镇,这些市镇受到倡导政治进步者与左翼人士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模式与传统的支持家庭角色和社区的天主教会之间,清楚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可以从教区托儿所的拓展工作得到佐证。
甘第尼:社区式管理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是什么?是如何发展与形成的?
斯拜吉亚利:在1971年,参与的理念由于管理婴幼儿中心的全国性法令通过而终于成形。这个理念已经逐渐发展几十年了,而最后形成了法律上明文规定的社区式管理模式。大部分来自早期工会组织与政治性抗争中口号转变而来的真正的体验,要求中央政府提供公共基金,地方政府掌握全盘的计划,而拥有自治权的市镇则负责社区式的管理模式。

图4-1 瑞吉欧·艾蜜莉亚市的教育服务组织图
资料来源:An Historical Outline,Data and Information February,1996,p.34.Published by theMunicipality of Reggio Emilia,Department of Education.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Lella Gandini.Reprinted by permission.
因此,为了维持参与经验的有效性与重要性,不流于短暂的兴致与幻想,必须以仔细、清楚且深思熟虑的教学考量作为指导方针。这一准则来自于市政管理以及不断向幼儿和家庭提供经验的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体系。
在过去的15年,婴幼儿中心或学前学校体系里,这种社区式管理模式经验已经在意大利有稳固的地位了,现今,已具有组织性与教育性的形式,所有参与、民主开放、责任、问题解决以及决策过程都统一形成一个教育机构。社区式管理模式由幼儿、家庭、服务机构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融合而成,兼具理论与实务的综合。
社区式管理模式在适应新文化与社会现况上,也呈现其真正的价值。例如,新移民的注入以及近年来家长倾向用个人的眼光而非政治性或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
甘第尼:社区式的管理如何与你们全面性的瑞吉欧·艾蜜莉亚教育取向相配合?
斯拜吉亚利:目前为止,社区式管理模式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的教育取向的内容与方法的组成之一。在瑞吉欧·艾蜜莉亚的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社区式管理的目标就是我们教育经验的中心。
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的社区式管理,企图寻求并推广教育工作者、儿童、家长以及社区之间强烈的互动与沟通。社区式管理强化了一个以沟通、团结为起源和目标的教育取向价值。在此之下,家庭的参与就如同幼儿与教师的参与一样重要。
显而易见的,这样一个“三巨头”的体系是社区的一部分,同时社区也自然而然变成第四种成分,具有其独特的影响与价值。
简单的说,当它变成一种弥漫在整个教育经验各层面的哲学理想时,社区式管理不再只是管理系统。
就“参与”这点而言,特别是社区式管理,是教育经验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方法中,将“参与”这个东西分离出来。就每一位幼儿的个体成长而言,特别是这个年龄层,参与具有相同重要的角色与份量。我们必须将从出生到6岁这一段时期视为发展人类潜能的珍贵资源,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社会应该对幼儿付出的责任。
甘第尼:意大利在过去的10年内,出生率已下降,这个现象对于年轻夫妇所组成的家庭结构而言,也带来了某些转变,“参与”这个角色对此现象有何影响?
斯拜吉亚利:出生率的下降,使得现今的孩子都是父母手中的宝,然而,在老龄化的社会,如我们这一代中,在这个无法符合孩子需求与权利的世界里,孩子却被认为是分化出来的个体,几乎被认为是“入侵者”。基于相同的原因,幼儿期的教育工作是最困难也是最复杂的,这个责任重大,不是家庭或学校可以一手独撑起来的。
今天,某些为人父母者,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教育幼儿的工作需要多方支持与团结力量,许多想法的分享、挑战,观点的多元化以及不同的能力。正确地说是因为这些只有一位小孩的家庭,在迈出与他人见面及共事的第一步时,难免产生疏离感。而来自“参与”以及社区式管理等这类团体的支持,能提供这种家庭心理方面的需求。他们协助家长与孩子、教师与家长、教育工作团体与不同家庭之间的沟通,而逐渐地扩展到整个社区的全面投入。这个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的想法,正如已在意大利许多由市镇所经营的教育课程中进行的,不同于一般人以对家庭所持的狭隘、隐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甘第尼:在社区式管理中,咨询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
斯拜吉亚利:除了之前提过的社会变迁之外,咨询委员会的角色也随时间的流转而慢慢演变。除了继续支持市政的需要,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角色也已经从行政上的考量(例如注册入学、费用)与政策上的选择(例如新中心的成立),转移到能够代表家庭与教师们表达他们的需求,咨询委员会也因此成为草创者并且也是促成“参与”的主要动力。
甘第尼: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有哪些呢?
斯拜吉亚利:家长、教师以及镇上的民众每两年遴选出各个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的咨询委员会代表。在瑞吉欧·艾蜜莉亚市一带的乡镇,一共有32所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也就有32个咨询委员会。从每个咨询委员会各推选出来的2到3位代表,与幼儿教育的行政主管(也就是我本人)、教学协同研究人员、负责教育相关业务的教育局长(Assessore)以及市长,共同组成统筹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教育的部门。
在最近这几年,75%的家长曾经参与咨询委员会的选举,其中许多人也成为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例如在1993至1996年之间,2550个接受我们幼教服务的家庭中,有554位家长曾担任过咨询委员会的代表,这也就代表着每5户家庭里便有1户家庭曾经参与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的经营事务。
一所有75位幼儿就读的学前学校里,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19位家长、13位教育工作者以及7位镇民。在每一个咨询委员会里,有一组义工负责行政事务:诸如日程安排或紧急计划的规划、处理家长的疑虑与建议等等。其他人则在不同的委员会底下负责特定的方向,例如研究并且运用策略来扩大家长的参与;针对不同的主题组织会议,例如讨论幼儿的睡眠问题或者重新粉刷学校餐厅;设计一些让幼儿们适应从婴幼儿中心转到学前学校之间,或从学前学校转到小学过渡时期的一些活动等等。同时他们也协调工作会期、监督实际运作情形,以及评估工作成果。
咨询委员会在这几年来所做的角色转变,在每所学校的运作架构上,已经证明有特殊的成效。

图4-2 戴安娜学校的家长与教师们投票选出咨询委员会的代表
甘第尼:家长如何参与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的事务?
斯拜吉亚利:首先,每所学校的讨论与决策都经由共同的会议,因此家长的参与度很高。另外,由于参与项目的扩大,投入社区式管理的教育工作人员,包括所有在学校工作的人——教师、厨师以及其他协助人员,都必须共同承担身为教育工作一员的责任。家庭所带来的想法与技巧,甚至更重要的,家长与教师之间理念的交换,不但协助新教育方法的发展,并且帮助教师将来自于家长的参与视为一种内在的重要成分与不同智慧的结晶,而不是一种恐吓或威胁。
为了达成这种目标,就像马拉古齐所建议的(详见第三章),必须在幼儿尚未就学以前,提供孩子、家长以及教师许多不同的互动机会。卡利娜·里那第(1985)列出并且说明在学校一开学的时候,能够参与的9个重要时机:
1.每班个别进行的会议。每班的教师与家长开会讨论诸如某一组幼儿在学校里所发生的事情,班上教学与实际施行的方向,举例说明已经举办过的活动(利用幻灯片、作品展示等等),以及对于教育经验所做的评估。理想上,这一类的会议应该在晚上进行,或者任何对大部分家长而言方便的时间,而且会议的程序应该事先告知家长并征求家长的同意。这种形式的会议,一年至少应举办5到6次。
2.小组会议。教师与班上一小组的家长进行会议。限制会议的人数可以针对特定的家庭及幼儿的需要与问题,作更亲近且更个别性的讨论。这类会议班上的每个家庭每年至少能参与一次,对教师们而言是有用的。
3.家长与教师个别的讨论。这种讨论通常是针对个别家庭的需求或由教育工作者建议,目的在处理某个家庭或幼儿的特殊问题,或者针对某位幼儿性格上的发展能有更加深入讨论的机会。
4.针对一个主题的会议。这一类的会议是由家长与教育工作者共同发起与主导,并且开放给任何有兴趣于探讨或拓展某一特定主题之相关知识的各中心或与学校相关的机构。这类的主题可能包括父亲的角色、孩子的恐惧等主题,所有与会的人都可以参与主题的辩论与分析,因此,也提供了每个人交换意见与观点的机会。
5.与专家的会面。这种会面是采用演讲或圆桌会议的方式进行的,并由许多学校来参与。这类会议特别是为增加个人对某问题或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的知识而举行的。举例而言,像神话故事、幼儿对性方面的注意、如何选择童书、幼儿的饮食等等。
6.劳动集会。这里提供许多对学校发展有实质贡献的机会。家长与教师们可以一起制作家具与设备,重新安排教学空间,改良校园,以及教材的维修等等。
7.实验活动。在这种“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活动里,家长与教师获得提高教育潜能的技巧,比方制作折纸、布偶、皮影戏、操作摄影器材等。有个活动名称为“烹饪实习”,是由厨师与新生家长一块准备菜单上的每一道菜,这些菜对他们来说,很可能是从没见过的。
8.节庆与庆祝活动。儿童、家长、祖父母、亲朋好友以及镇上的居民都可以参加这类的团体活动,有时是属于全校性的活动,而有时只是某一班级的活动,项目包括幼儿的生日会、祖父母的参观拜访活动、年终活动及其他节庆活动等等。
9.其他活动的机会。镇上一日游、野餐、远足,或在海边、山里的短暂度假活动,或住在市公有的旅馆等活动都是一些可能的选择。在一项名为“学校的一天”的活动中,某位家长与小孩的班级一整天待在一起。其他的活动包括几位幼儿互相拜访彼此的家庭,或者全班待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如体育馆、游泳池、市府广场或市场。
甘第尼:在最近这几年,家长在参与上有任何改变吗?
斯拜吉亚利:简单地说,改变的是刺激家长参与的理由与动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落伍的理想与意识形态陷入危机的时代,这些理想与意识形态,伴随着对这些理想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信任与坚持,长久以来已经成为大众对社会公益承诺的主要源泉。然而,现今大众的参与以及投入,甚至在教育领域上的,并不是出自于理想主义者的炙热或对政策的信服,而是出自于把握机会去追求个人成长或能助益幼儿成长,体会有意义的经验以及施与受的满足感。
在这样的立足点上,人们开始寻求“参与”的实质意义和理由,这种诉求不仅是形式上的,也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累积下来对相互了解与交往的欲望,由孤岛与无名中走出,以体会团结与互惠的新感受。

图4-3 《咨询委员会会议》,由密雪兰吉路学校的幼儿所绘
甘第尼:前瞻未来,将来围绕着“参与”精神与经验分享的想法及行动的焦点是什么?
斯拜吉亚利:会有三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便是主观条件。毫无疑问,在现今的社会里,人们在心态上对检视主观条件的需求日益增加。姑且不论其原由,新个人主义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欲望去肯定个人的定位与个人应受到尊重的权利。目前我们真正必须面对的风险也就是调停的可能性,以及不将此机会置于不公平的事情上,或个人的机会、需求、权利以及欲望上。而实际上,我们所见到能产生最佳结果的参与以及合作,就是适应并欢迎许多来自于不同个人的贡献,因为这是来自于每个人的参与,同时也因为参与的每个人必须找到一个参与的理由。另外,在现今,为让参与变得更有价值,每个人对自己角色的定位是很重要的。任何牵涉参与和合作的活动,为了能够吸引其他人有意义的参与,对每个人而言,必须是欢乐的、有用的以及有意义的,而不是仍旧秉持着个人一味地牺牲自我才能达成合作的信念。
我们教育实践中所一再强调对人与幼儿的社会天性的了解,必须引导着我们对这整个计划的参与,因为它帮助我们理解一件事,那就是人类最主要是由与他人关系下所定义的个体,而不是单独将某人自群体中隔离,孤单与隔离不是人类应有的自然天性。
我们能分享多少婴幼儿以及其他幼教机构的教育经验,或父母在此一环境中能共同决定什么样的经验,将视我们为人们社会化与交流所创造的机会如何符合个人的期望,及如何评估个人的贡献而定。
另外,我们有确实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的幼教机构变得卓越与独特,我们已经注意到社区式管理在每一所学校里,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出不同的风格与过程,这些差异使得每一所学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表现。这些差异性已经成为每个学校自己特别的标志,显示出独立决策与解决方式下产生出个别管理过程的实际状况。同时,正如我们所了解与阐释的社区式管理,我们反对同质性与统一性的企图,而赞成不同的学校、社区以及人们的个别特质,通过各个独立体之间的密切关系结合在一起。
甘第尼:那第二个观念呢?
斯拜吉亚利:父母亲的教养方式。今日父母的角色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一般而言,人们不像以前意外地成为父母,一个婴儿的诞生通常是思考过、真正想要和有计划的,生育小孩的决定是经过谨慎考虑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济情况、生活上的安排、夫妻感情、稳定的工作、社会保障等等。因此,一般而言,一对夫妻决定生育小孩时,也就是他们确定能够提供给孩子最好的一切,父母肩上所承担的是极大的责任与期望。有人认为小孩的出生可以大大地调整夫妇生活,特别是对有稚龄幼儿的父母而言,将产生一种特殊的经验,这种经验有时可能是劳累的、满怀担忧的,但最大的仍是对孩子付出完整教育的职责。
大家都知道在现今的社会里,幼儿早期对于未来个人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在幼儿健康发展方面,更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信念也使得父母愿意投资大部分的时间与资源在孩子的幼儿期。但是今天的为人父母者,也身陷于一种两难的处境:一方面对于繁琐的教育负担觉得责任重大,不仅仅尚未准备好自己,也没有可以获得参考或协助的概念。老一辈祖父母的教育方式不复存在,而育儿手册里所提供的意见通常也无济于事,因为并没有考虑到个人的独特性以及个别环境的本质。父母对于幼儿教育品质的全神贯注,无疑地使得许多父母更加投入婴幼儿中心或学前学校,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与自己的孩子更加亲近,并且比较能够处理教育上的选择,同时他们也可以增加为人父母的能力。相对于这种背景,当地的学校就成为可以互相交换意见与问题的最佳场所,在这一个自然的场所里,在沟通与合作的前提下,职员、家长以及孩子一起为这个教育的园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在我们镇上的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里,通过教育以及参与的经验,父母被视为是不可或缺的,而不是干预者,家庭的需要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与政策事业,以尊重并支持家庭为一机构的定位与义务。然而,家庭之间的大小与结构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的经验也因此必须是开放且具有弹性,不只满足一般家庭,也满足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家庭,或是边缘外家庭的需要与期望。公立学校应该是每个人的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没有任何人感觉被排斥或者被隔离,特别是那些最贫困、最无力、最不同于一般的家庭,因此通过共同管理,我们必须追求这些相同的目标。

图4-4 1993年5月,在楷模早期学习中心举行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照片从左至右:爱德华兹、丽莲·凯兹、吕蓓卡·纽、甘第尼、巴吉·蓝金、里那第、斯拜吉利亚、桑德拉·皮西尼尼、提茨娜·费列皮尼、甘贝提、马拉古齐)
甘第尼:那第三个关键概念呢?
斯拜吉亚利:沟通。人类的社区是建立在持续成长的社会互动以及交流系统里,沟通本身成为整个参与的主要关键。同时,沟通也是结合幼儿中心或学校——多元化又复杂的社会体系之中最多样化、差异性最大的元素,使其能相互一致的媒介。多年以前,马拉古齐已经有着周全的洞察力,发展出“沟通教学”之理论,他支持沟通方法的重要性,并且将其当做是本市幼儿教育课程应用设计之基础。
有意义以及有效的沟通,现在被视为一种决定与衡量一个社会与教育经验的品质。然而在目前,最重要的课题便是对“沟通教学”付诸实际的策略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及更明确的定义。我们深切体认到健康的心灵关系与敏锐的沟通乃是注重人类关系的个体形成、归属感、自我肯定、互动的可贵以及依附的感觉与安慰。但是我们也了解,一个课程若要创造一种整合式的沟通系统,必须直接涵盖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的各个层面。众多决定沟通品质的因素包括职员家长间的互动、政策的共同决定、工作与工作场所的组织方式、行事日程的规划、行政与幼儿之间的关系、教育课程与材料的使用、学校与社区的互动、与家长的会议组织以及时间的安排等等。就这个层面上,我们仍然在错误中学习。在一个沟通已成为许多专业知识的世界上(报纸、电视、广告等等),我们对沟通可能亦是一知半解,今天是一个资讯爆炸的社会,也许我们也同样身陷在滥用与误用沟通科技的危机中。
甘第尼:能否请您总结支持家长参与的原因?
斯拜吉亚利:1.幼儿教育是主要的重点且受到极度关切,它无法受限于家庭或学校,幼儿教育可以在许多地方发展,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大胆断言他们能全部涵盖幼儿教育的各层面或完全与幼教无关。每个环境必须了解到自己扮演角色的范围与能力不足之处,因此务必要寻求彼此的合作与统合。
2.幼儿们生下来就自然与他人产生关系,并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角,基于这个原因,婴幼儿中心与学前学校是属于教育性的社区,这是一个不以教学者为主,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感兴趣的团体(幼儿们、教师们以及家长们)同时是教学者和学习者。
3.不容置疑的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家庭有其主要且独特的功能以及重大的责任。然而,家庭不能只靠他们自己,他们需要与他人共同分担责任,他们受益于团体并为其所支持。
4.毫无疑问地,育儿是重大责任,它使家长自然地对教育产生关注与投入。学校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交流及参与的自然环境,不能忽视这个特性(假使学校将其视为是重要的关键,而非附属品或可有可无,家长的参与自然成为教育经验中的重要前提之一)。
5.家长的参与和主动的投入,小孩子是感觉得到并感激的。除了以身作则并且鼓舞幼儿个人的人格成长外,孩子可以从中获得安全感。
6.孩子不是私人的财产,没有任何人,甚至家长,可以声明对孩子拥有“所有权”,由不同文化及社会背景家庭所组成的学校,可根据其在场与投入,提供沟通、对话、见面的机会,因而也提供幼儿在众多贡献及价值的多元化中成长。
7.分享的教育是一个连续的进程——不是简单的,也不是短期的过程,而是提升一种新的教学专业文化的过程。来自于家庭的想法、期望以及能力,让学校的教师感受到与家庭之间的结合,这样的结合是丰富的,而不是干预,因此确定了合作的主要价值与知识之间的整合。即使那些已经处在最佳环境中且最有充分准备的教师,仍然会有某些部分只能透过分享与互动的选择来理解。
8.和家庭与周遭社会互动的学校,常为结合教学指导上与健康、运动、休闲及大众媒体上的问题而努力,同时也为结合过度隔离的环境与现实而奋斗,借以推展出对儿童本身有益的一种新形态的政治性承诺。
9.学校就像社会,当世界的和平受到威胁时,一起讨论、投入时间共同努力与分享责任,在追求生命与和平最高层次、最普遍的价值之中,这些种种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日,教育一个和平的文化是重要的观念,这些观念即使在没有号角吹奏的陪伴下,也能借由参与学校每日的生活而蓬勃发展,日渐茁壮。
甘第尼:在这次访谈的尾声,您是否能够总结说明哪些因素是维持一个成功的“参与”计划的重要关键?
斯拜吉亚利:有两个主要的因素造就这些大大小小的会议成为资源丰富的联络网:1.我们有多样化的活动以满足来自不同家庭各样的兴趣、需求以及期望;2.我们将整个焦点放在教室身上,对那些对学校教育经验感兴趣,以及刚开始要跨入社区这个更宽广生活圈的人而言,教室自然而然成为大众碰面交流的场合。在这样一个多样性的范畴里,咨询委员会有着更新与更宽广的重要地位,可以被视为是整个“参与”背后的一股强大力量,也使我们有能力去呈现各种不同的点子与方法。通过更多意见的支持和真切地尊重各种不同的想法与点子后所作的选择与决定,是教育经验中真正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