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家长经营的学校——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开始
甘第尼：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团队经验与你自己个人的经历。
马拉古齐：我们的教育取向及我个人的历史于二次大战结束后第6天揭开序幕，也就是1945年的春天。
命运注定让我成为这个特别事件的一部分，当时我听到有一个叫维拉塞勒（Villa Cella）的小村庄，距离瑞吉欧·艾蜜莉亚有几英里路程，当地的居民决定为他们的子女盖间学校，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我骑着我的脚踏车赶到那里，发现他们说的完全是真的。我看见妇女热心地回收、清洗砖块，民众聚在一起，决定卖掉战争后被德军丢弃在一旁的一辆坦克车、几辆卡车和马匹，将所得的钱拿来建设新学校。
“其他的自然有办法。”那些居民告诉我。
“我是当老师的。”我向他们说。
“那太好了！”他们对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和我们一起工作吧！”
一切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想法，和一张只列有学校、坦克车、几辆卡车和几匹马的财产清单。居民对我解释：“利用夜晚和星期天，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盖所学校。一位农民已捐出一块地，我们可以从被炮火轰炸过的房屋内找到砖块与梁木，从河里挖沙，我们自愿完成所有的工作。”
“那学校的经费来源呢？”
居民尴尬了一会儿才说：“我们会设法筹钱的。”妇女、男丁、年轻人、所有的农人与工人，这些历经上百次战争恐惧的居民是真的很认真。
8个月的时间里，学校与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便由此产生了。维拉赛勒的一切作为是燃起的第一个火花，后来在附近及较贫穷地区所设立的学校，也是由家长提议而开始经营的。在战后宛如废墟的城镇以及只剩哀悼与贫困的窘况下，想要找到建校的经费，简直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当时的牺牲、奉献与团结力量，是今天的我们所无法想像的。在维拉赛勒附近的贫困地区还有7所被称为“坦克学校”的设立，在当地的妇女及全国解放委员会的协助之下，我们开始了解到这个现象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有些学校无法生存下去，但其中的大部分显现足够的狂热与力量，继续存活20年。
在教了7年的中学后，我决定离职，与幼儿在一起收获良多，不过当时州立学校继续沿袭它自己的课程标准，坚持以那些愚蠢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冷漠态度来对待幼儿，只会对权威唯利是图与逢迎谄媚，加上自以为聪明地一味将包装成套的知识塞给学生。在此情况下，我决定到罗马的国家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研读心理学。后来我回到瑞吉欧·艾蜜莉亚，在一个市政府资助的心理健康中心服务，该处收容有学习障碍的儿童，从那时候起，我就过着两种平行的生活，上午我在中心工作，下午及晚上我到那些由家长独立经营的小学校上课。
这些小学校的教师们有特别强烈的动机，因为他们均曾在不同的天主教学校或私人学校受过训练，使得每一位都非常特殊，但他们的想法却丰富无穷，精力也是无限的。我和这些教师一起与幼儿共事，教学相长。我们很快地发现，当中有许多幼儿的健康情况不佳，大部分都营养不良，我也知道这些家庭世世代代都说方言，官方标准的意大利语对他们而言宛如外国话。我们转而寻求家长的协助，却发现要找到一个所有人都能有效配合的合作方式，是最吃力的任务，之所以吃力并非毅力的缺乏，而是经验的缺乏，我们此时正在打破传统模式。
图3-1 维拉塞勒学校的师生，1950年
正当我们与这些勇气可嘉的家长一起努力时，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热诚，却也感到害怕。我们完全知道自己的薄弱和缺乏万全准备，对资源的评估并不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困难在于如何增加资源，甚至更困难的是我们如何将这些资源用于幼儿们身上。我们可以想像这个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或幼儿们的能力。我们让母亲知道，我们就像小孩，还有许多事要学，一个简单而富解放性的想法让我们顿时豁然开朗，那就是我们为幼儿所做、所想的一切只能从幼儿身上找到答案，这么说是正确的，但同时也未必完全正确。可是，我们必须以此作为我们的信念与指导方针，这些将带给我们重要的力量与智慧结晶。以上种种都是为1963年第一个自治性学校诞生所做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