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这个国家和法律孕育和诞生时期，一些古老民族就与夏族法的发展有着密的联系，如古羌部落、古苗部落等。苗族是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民族，载于史册的“九黎”部落与古老的夏族部落、羌炎部落一起共同敲开了中国文明的大门。据载蚩尤时期苗人先民所制“五刑”，是中国奴隶制刑罚的原型。到了尧舜时期，苗族先民在长江下游一带又建立过“三苗国”，这是中国最早部落国家的萌芽，在其管辖范围内使用由早期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五刑”，对中国早期法律的萌生与形成中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尚书·吕刑》是反映早期民族法的珍贵资料，说三苗族统治者曾使用五种肉刑，这五种肉刑，到底是苗族统治者最早发明后被夏族利用，还不能确切断定，但无论怎样，可以肯定远在早期奴隶制时代，苗族和夏族的奴隶主统治政权都应用肉刑。肉刑作为中国法制历史上的一种有效镇压手段，是“三苗”族和夏族法制领域里共同具有的内容。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提示：在国家和法律诞生的初期，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法的因素就与中国法制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2]
《吕刑》记载，西周以前的我国奴隶时期的法制，有两项重要原则。即“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这是处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问题的一般法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早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因其教不易其俗，从其政不易其宜”[3]的原则，不仅在当时民族法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后世影响颇深，以后任何一个朝代都无一例外地使用这一原则。
秦朝是我国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开始，在此前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就根据本国的实际，建立统治多民族国家的法制，实行“因俗而治”的策略，成功地处理了与巴、蜀的关系。《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属邦律》是最早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秦代《里耶秦简》发现在今天的湘西苗族地区。汉代以典属国常管少数民族事务，在匈奴地区，置五个属国都民族钦之，因其俗而治。三国时，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方针，成都武溪祠清赵唐对联，所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事即宽严皆误”。这里的宽严是指法律，就是说要审时度势，从俗从易，否则就会进退失距，乱而多制。诸葛亮征服云南后，同时，把一些著名的少数民族首领调到成都，参加中央政权，同时任用当地土官管理本地方的民族事务。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纲纪粗定”。
战国末期发展起来的匈奴族，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6～8世纪兴盛的突厥族、回鹘族、吐蕃族、秣褐族和乌蛮、白蛮等民族，都曾在本民族所在地方或中原地区建立过政权，这些政权都根据自己统治需要，结合民族习惯，制定适用范围不同的法律，丰富了中华法文化的内容。作为国家政权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北齐政权的法典《北魏律》和《北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很重要；作为地方政权，吐蕃突厥、南诏的法律非常丰富。
隋唐是结束了南北割据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恩惠抚和”的措施，使众多的少数民族相继内附，在少数民族地区广设“羁縻府、州、县”竟达856个，中央政府统一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的都督、刺史等官职，成为唐朝的一级地方政府。(https://www.daowen.com)
在民族法律形式上，唐朝开创了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适用不同法律的先河，民族法律以“令”“式”的形式加以规定。《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就是说，不在州县管辖之内的“诸藩”，本族人相犯，依本族固有习惯法处理，若不同民族或蕃国之间相犯，按《唐律》处理。这为宋辽以后形成二元法律体制奠定基础。
宋朝是面临民族问题最多朝代，在处理与西北蕃族的关系中，注重法律手段的运用，对蕃族订立《蕃官法》《蕃兵法》《蕃丁法》《茶马法》等法规。一些较为灵活法律措施在调整蕃汉民族的关系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中有些内容被元、明、清各朝民族立法所吸收。[4]
10～12世纪，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先后崛起，建立了辽、西夏、金等国，其法律内容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要素，又具有各民族的特色，给中国法律发展带来生机。其中西夏国的天盛年间的《改旧定新律令》，是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的法典，足可以和唐宋律相媲美。
元朝和清朝是由蒙古族和满族在全国建立的统一政权，由元经明到清，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我国现在多民族格局，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逐渐进入鼎盛时期。两朝法律制度是中国法制史中的重要部分。元朝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事务和宗教事务；清朝设置理藩院，作为专管民族事务的机关，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行政部门之一，为民族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提供了组织保证。清朝民族立法进一步完善，除了《理藩院则例》之外，还制定了适用于少数民族的单行法规，如《回疆则例》《蒙古律例》《番律条款》《西宁番夷治罪成例》等。在《大清律例》里也汇编有关适用于南方“苗疆”各少数民族的诉讼、审判、定罪、量刑等方面律例30余条，历朝《大清会典》。这些都标志着民族立法的成熟，体现了民族法制建设的成就，这是两千余年民族统治和民族立法经验的总结，是清代法制建设成功之处。明清之际，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十六法》《十三法》；蒙古地方政权所订《阿勒坦汗法典》《蒙古卫拉特法典》等，不仅在调整本民族各种法律关系中起重要作用，而且以后又成为清朝政府对蒙古族、藏族立法的基础。
元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中央、土司、寨老三元管理体制，在地方法中，土司法非常丰富，各民族传统习惯法因民族、地域不同异彩纷呈，如四川、贵州、云南彝族的“家支制度”、云南傣族封建社会的《芒莱法典》及以后的“封建社会刑民法规”和“封建社会礼仪规程”、侗族的“款约款规”、苗族地区中央认可的“苗例”及地方组织“榔规榔约”、瑶族的“石牌律”等，这些在各民族社会生活中实际施行的法律，其共同特点是：重视对贼盗犯罪的惩治，以罚牲畜作为刑罚的主要手段，在审判上运用多种形式的神明裁判。由于国家对一些物品的需要和民间物质交流，南方一些地区商品贸易比较发达，在一些民族中形成很多贸易习惯法规则，比如贵州黔东南《清水江文书》诸多记载了民间法的内容。以上所述很多习惯法规范也是中国民族法制史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