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高句丽在刘宋时期的南、北朝倾向
沈国光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历史学创新实验班）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较为详细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史记》中的《朝鲜列传》。自西汉而下，东汉、三国、西晋，以及东晋时期，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交往进一步发展，文字记录也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史籍当中。
时至魏晋南北朝，中原的南北对立，使得高句丽与中原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自汉而建立的“中原—高句丽”一元朝贡体系，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分裂成“北朝—高句丽”“南朝—高句丽”二元朝贡体系。《通典》载云：“自东晋、至于齐、梁、后魏、后周，其（高句丽）主皆受南、北两朝封爵，分遣贡使。”[1]
刘文健《高句丽与南北朝朝贡关系变化研究》[2]、姜维公《南朝与北朝对高句丽政策的比较研究》[3]均研究了整个南北朝期间，南朝、北朝与高句丽的关系。两篇文章着眼点在于整段南朝，并没有详细考察刘宋时期诸国关系的演变。同时，上述两篇文章都是站在中原王朝角度考察与高句丽的关系，忽视了高句丽、百济、新罗在朝鲜半岛的内部因素。李凭《北朝研究存稿》[4]中收入的《魏燕战争前后的北魏与高句丽》《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句丽》以及《北朝与高句丽》三篇文章系统的研究了高句丽与北魏的关系，但是其不足在于较少的的考虑到南朝在对高句丽与北魏之间关系的影响。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5]一文，以“魏伐百济”这一事件为切入点，以整个东北亚为整体，对期间的国际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高句丽对外交涉史角度，把刘宋朝近60年作为考察时段[6]，探讨研究当时东北亚的国际关系。
在如此一个二元的朝贡体系中，高句丽朝贡倾向必定受到周边环境、自身因素、以及当时历史条件的约束。面临这样一个朝贡体系，高句丽对于南北朝的朝贡作为双方往来的重要途径，从而成为研究这一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在中国史书《南史》《宋书》《北史》《魏书》等史籍中，以及现存韩国最古史书《三国史记》中，对于高句丽的朝贡都有记载。经笔者整理，制成下表[7]。
高句丽在刘宋时期往南、北朝朝贡表
续表
续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高句丽对南、北朝朝贡在不同的时间内有着不同的特点。
上述刘文建在其《高句丽与南北朝朝贡关系变化研究》一文中指出：413—475年为高句丽“均等朝贡阶段”。笔者认为，刘氏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近60年的刘宋时期高句丽对南北朝的朝贡来说，似乎并不合理。
在420—479年中，高句丽对南、北朝朝贡的次数比例为21∶29。这段时间内，从“量”的角度而言，高句丽对南、北朝的朝贡的确处于“均势”阶段。但是，在南朝方面，高句丽对刘宋的朝贡相较对北魏的朝贡而言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自423年至478年的20次有文字记载的朝贡，在刘宋朝的近60年间分布相对均匀。北朝方面，相较南朝而言，高句丽对于北魏的朝贡时间分布很不均匀。请观看下图便可一目了然。
请看：
高句丽在刘宋时期往南、北朝朝贡次数的面积比较图
据文字记载，如表，435年至439年之间，高句丽对北魏的朝贡有3次，而439年至463年却没有朝贡，而接下来的朝贡集中于462年至464年之间。更有在467年、472年、473年、474年、475年、476年和479年出现了每年两次甚至3次朝贡的记录。虽然中国的史籍往往是详内略外，但是高句丽在刘宋60年左右的时间中，对北魏的朝贡是相当不稳定的这一论断应当是可以确定无疑的。
中国史籍中存在类似“天朝上国”的思想，在刘宋时期，高句丽与南朝、北朝之间的交往仅仅记载为“朝贡”，对于朝贡所献供品、来使官员阶品皆无记载。唯一能够统计出来的朝贡次数，是否能够揭示出此时高句丽对南、北朝的不同倾向呢？笔者试图透过数字，了解双方往来的历史背景，从而把握此时高句丽的选择。
我们首先来看，据《魏书》记载，435年，高句丽遣使入北魏“请国讳”，接受北魏的册封后，北魏也派遣散骑常侍李敖入高句丽对长寿王高琏进行册封，此后高句丽也对北魏“岁至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这次册封，是高句丽与北魏第一次的实质性联系，而且可见双方都对其关系抱有良好的愿景。可是，自435年之后，只有437年、438年两次朝贡，直至462年才再有记录，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就这样冷却了呢？
那么高句丽在此60年时间内的南、北朝倾向究竟如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倾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