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关于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的关系，学术界以往研究较少，其中大多数都是在中国法律史、中国近代思想史或者是在张之洞个人传记等相关著作中略有提及，对于张之洞的评价也往往都是“保守派”，或者持批评意见^[1]。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的日益扩大以及研究取向的转变，对于张之洞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关于张之洞与新政关系也有不少的论述，并出现了专门的著作。笔者管见，谨在此略作综述，以窥一斑。

杨鸿烈的《中国法制思想史》是一部成书较早而影响较大的研究中国法律思想的著作，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此后多次再版。在第五章《欧美法系入侵时代》，重点论述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历程，其中涉及本题的内容较少，仅仅认为张之洞是保守派的代表，未作过多论述^[2]。

马东玉著《张之洞大传》是改革开放以后一部系统叙述张之洞的生平活动，尤其是侧重作为洋务派首领的张之洞的著作。关于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叙述简略，认为张之洞是“清政府官僚中进行‘新政’最积极的一个”，有关这部分内容仅占全书的极少一部分^[3]。

冯天瑜、何晓明著《张之洞评传》分上下两篇，上册介绍张之洞生平，下篇论思想，分别论述了张之洞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学术、教育与文化思想，称张之洞是“新政的主角”，虽然在修律之初起到了积极的倡导和支持作用，但其态度无疑是保守的^[4]。

黎仁凯、钟康模著《张之洞与近代中国》主要是一部有关张之洞生平的著作，与本题有关的是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张之洞的新政思想与活动，对预备立宪的态度及其对新政事业的历史影响，认为张之洞是“清末封疆大吏中最积极推行新政的人物，他一方面积极的为朝廷建策，另一方面在自己统治的地盘内推行新政”。张之洞对于新政的态度是“理论上认识到乃大势所趋，必须推行，但是在实际上又顾虑重重，主张缓进”^[5]。

李细珠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是近年来重点研究本题最新的一部力作。该书资料详备，以清末时期的政治制度变革为切入点重点考察了张之洞在新政时期的各项活动。作者认为，张之洞虽然以洋务背景崛起，但是他在新政时期又有着“明显超越洋务运动的一面”，同时，“也有保守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新政思想的保守性，而这最终又归结于“中体西用”思想在现实问题上的两难困境。张之洞的努力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6]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丹尼尔·H·贝斯著《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张之洞与新政时期的问题（1895—1909）》论述了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政治转型过程的历次重大事件中张之洞所充当的重要角色以及作用。笔者囿于所见，未能看到原著，可参看李细珠上述著作^[7]。

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在《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应对统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平息国内日益高涨的改革要求，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接过改良的口号，下诏“变法”，实行新政：“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久则弊，法弊则更。”^[8]企图以此来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也正是由此开始了清末历时十余载的“清末新政”。作为新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则是修订法律，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沈家本和伍廷芳奉命修律至宣统三年清王朝灭亡，几乎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始终，清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修律活动，形成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第一次高潮。

清末修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层的要求”^[9]希望“参酌各国法律”“务期中外通行”“与各国法律改统一律”^[10]，以西方资产阶级法制思想和原则对中国法律进行改进和变革，从而达到过去改良派所未能达到的目的。而封建的士大夫则期望“应本旧律之意，用新律之体”^[11]，他们坚持以礼教作为立法的核心依据。因而在修律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所谓的“礼法之争”。双方争论的核心就在于“礼”与“法”取舍问题。争论的两派各以“礼教”“法理”为旗帜，围绕着礼、法展开辩论，形成了所谓的礼法之争。这场争论主要分为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主要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与张之洞等礼教派之间进行的，第二回合在沈家本等法理派与劳乃宣之间进行的，第三回合则在杨度和劳乃宣之间进行，每一回合都有争论的焦点^[12]。本文旨在分析作为礼教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所反映出的思想渊源。故本文只关注论战的第一回合，其他两个回合则此不论及。

诚如本文的主题所揭示的那样，本文所关注的焦点并不在于这场争论中的谁是谁非的问题，或者说争论的最终结果如何。本文希望通过对张之洞这一继李鸿章之后的晚清重臣在礼法之争中行为的解读，来揭示观念与现实的冲突反映在变革时期封建士大夫身上，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一过程发生的内在理路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