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既然刘渊是太原王氏家族关系网络中的一枚棋子，那么这枚棋子的独特价值又在何处？太原王氏作为势族名门，既然已经通过与其他高门的联姻达到了巩固地位的目的，又何以敢在排胡气氛浓重的朝野氛围中，冒着遭受清议的风险与胡族首领结交？这一切恐怕还要从太原王氏家族及并州的局势入手分析。
汉魏之际，是世家大族的发育时期。活跃在两晋南北朝的名门，大都发迹于此时。而世家大族的生活方式——双家制，大概也在此时期形成。所谓双家制，就是：“族人少年时多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21]。《三国志》卷二七《王昶传》：“少与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长，昶兄事之。”说明王昶和王凌在出仕之前同是居于乡里，故才有“同郡”之谓。当时太原王氏的家族成员，应该也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加之太原王氏的先祖王柔和王泽都曾在并州本地任官（匈奴中郎将、代郡太守），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太原王氏在太原本地应该有相当的家族势力和家族利益。尽管在汉魏之际，王昶父子入朝为官，但其在太原乡里的产业作为家族根基所在，必然不会舍弃。但是其所处的并州地区，自东汉中后期以来，特别是王昶父子生活的汉魏之际，显得颇不宁静。
“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彊胡……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22]并州位于司州之北，是东汉京畿地区的北门户，与凉州、幽州同为抵挡北方胡族南下的重要屏障，故而有“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之名。幽、凉、并三州，由此也成为了胡汉冲突的主要战场。战争的破坏也使得这些地区经济逐渐走向凋敝，民众贫苦，流民问题严重。据《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
（永元八年）夏四月……甲子，诏赈贷并州四郡贫民……
（永平十三年）冬十一月……丙辰，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脩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卷五《孝安帝纪》：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禀司隶、兖、豫、徐、冀、并州贫民……十一月……戊子，来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来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
（永初三年）十一月，遣行车骑将军何熙讨之。……是岁，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并凉二州大飢，人相食。
（元初）二年春正月，诏禀三辅及并、凉六郡流冗贫人。
并州与幽、凉二州相比，情况更为特殊。首先，并州“北逼强胡”，与鲜卑势力接壤，频繁会受到鲜卑的劫掠。据《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统计，仅在灵帝在位的二十二年期间（168—189），并州就受到了鲜卑十一次的劫掠，频率不可谓不高。以至于在曹魏时期，鲜卑依然活跃在北方《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
至青龙元年，（轲）比能诱步度根深结和亲，于是步度根将泄归泥及部众悉保比能，寇钞并州，杀略吏民。
另外，并州作为东汉政府安置南匈奴的主要地区，其腹地居住着大量的匈奴遗民。就曹操分立五部帅的居住地来看，其分布范围已经处于并州的核心地带：“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23]除北部新兴之外，其余四地均在汾水以南，南部帅所居的蒲子县，甚至已经到了司州北界。所以，并州不仅要对外防御鲜卑突骑的南下，而且对内要时刻提防南匈奴的反叛。《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
（中平五年）二月……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
鲜卑的频繁南下以及并州刺史的被杀，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于并州局势逐渐失去了控制。加之前文所述屠各贵族对于南匈奴的整合，使得并州地区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越来越强。虽然曹操曾将匈奴分为五部，并设置汉人司马监督，但也不得不“部立其中贵者为帅”，实权还是掌握在部族酋长手中，朝廷所能做的不过是监督而已。
脆弱的经济、频繁的战乱，加之中央对于并州的失控，迫使并州士族不得不重新思考保家之策。正在此时，身为屠各种的刘豹成功掌控了南匈奴故地的局势，这使并州士族看到了新的希望。而刘渊作为刘豹之子，自然有希望继承其父的权威。所以，太原王氏在此时结好刘渊，也是基于今后保全家族故地的考虑。而这一目标恰恰是王浑不能通过其他人脉来达到的，这也正是刘渊对于王浑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