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化影响下的唐宋妇女服饰文化内涵之比较

若从唐宋妇女服饰的穿着样式与唐宋两代对胡文化的态度来分析，我们可以得知，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服饰的影响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从文化背景上说，唐初高祖、太宗以儒学为主，高宗薄于儒术而归心于佛道，武则天则以佛教治国，玄宗时道教大炽，这就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的文化新格局，与此同时，景教、摩尼教等其他宗教也纷纷施展于唐朝这片开放的疆土上，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唐人在这种特有环境中形成的对各种文化兼容并包的态度带来了各个阶层思想的自由和宽松，因此唐代的妇女，尤其是具有特权地位的贵族女性，呈现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比其他任何封建时代女性都懂得对美的追求，而不是整日的为那些封建礼束——“笑不得露齿”，“行不得动裙”，“站不得依门”，“出门不得露面”所限制着，我想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次人本性的解放。

宋代不同于唐代，从二程到朱熹，宋建立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渗透的思想体系，学术界称之为“程朱理学”。这里提出一个“理”的哲学范畴，加进了许多封建宗法、礼教统治的内容，提倡五伦。由于统治者的竭力推行，忠孝节义、夫妇有别等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思维中，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及服饰审美意识，人们的美学观点也相应有所变化。整个社会舆论主张服饰不应过分豪华，而应崇尚简朴，尤其是妇女的服饰，更不应该奢华。甚至于高宗对辅臣们曾说过：金翠为妇人首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糜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官门。正因为如此，宋时的各类服饰，比起前朝服饰文化要质朴得多。

从社会形态上说，在隋代短暂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朝，做到了胡汉民族之间的交融渗透，突破了单一、因袭的传统格局。唐太宗曾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如，不必猜忌异类。若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21]。正是如此广阔的胸怀和恢宏的气概，才孕育出博大精深的唐文化的丰饶。而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还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22]。而“对于外族异文化，不论精神方面如宗教信仰，或物质方面如美术工艺等，中国人的心胸是一样开放而热忱的。”^[23]正是这种热忱和开放的胸怀使得唐朝弥漫着一种异城情调，添加了一种异国血脉。

处于封建社会转型的大宋王朝在社会的剧变中又呈现出不同于唐朝的特点。宋代是一个少数民族林立的时代，其北方先后有辽、夏、金，其西南又有大理，大量散居的民族时常发生着或和平或战争的交往与对立，使得宋代整个社会环境不如唐朝安定。权贵们只望苟延残喘，无意在服饰上煞费苦心。另外当时的当权者，因袭春秋大义观念影响甚深，其夷夏之辨观念引导他坚信以夏变夷才是正义，以夷变夏则为汉人所不耻。因此他必须要用一种声音来向世人昭示：禁止胡族文化，从而加强内部统一。因此就有了宣和元年（1119）正月五日宋廷诏称：“先王之法坏，胡乱中华，遂服胡服，习尚久矣，人不知耻，未之有禁，非用夏变夷之道。”^[24]的史料记载。在这种引领之风下，宋人的因仇敌而抵制其服饰的心理也十分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