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之史学教学思想

章太炎晚年有大国手二国手之教育宏论，多为近代学者所称道。王玉华师云：“章太炎此一‘大国手’‘二国手’宏论，实也可辉耀千载而不替。唯其如此，在章太炎门下才出现了像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黄侃、吴承仕等足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光映千秋的大师，章太炎其他弟子则不计其数，遍布于当时国内各大学的讲坛，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界的重要力量，其影响至今未替。”^[48]然则，诸前辈于章氏此论皆未有所阐明，不能释鄙怀。今不睽庸昧，试求其原理，并举例以明之。章氏大国手二国手之论，余所见者二，其辞异而旨同，兹录如下：

《菿汉闲话》：“东原（戴震）云：‘大国手门下，不能出大国手，二国手门下，反能出大国手。’盖前者倚师以为墙壁，后者勤于自求故也。然东原之门，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过其师者，盖东原但开门径，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门而入，始尽见宗庙百官耳。前世如张苍门下有贾太傅，而贯长卿辈经术不过犹人；梁肃门下有韩退之，而籍湜辈文学去退之已远，则真所谓二国手三国手门下能出大国手，大国手门下不能更出大国手也。”（《制言半月刊》第13期，1936年3月，《太炎文录续编》卷一）

“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学术怎会发展；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之上，不断前进，故往往青出于蓝，后来居上。所以一代大师顾炎武的门下，高者也不过潘耒之辈；而江永的门下，竟能出现一代大戴震。”（汤炳正《忆太炎先生》，《中国文化》第8期）

此二材料中，最能指明章太炎之旨意者，在“但开门径”与“勤于自求”（独立思考）八字而已。“但开门径”者，师也；“勤于自求”者，弟子也。要而言之，章氏之旨意，在“教”“学”二字。学之旨意，贵在学者勤于自求，独立思考。其义浅显，章氏已言之甚详，无需赘言。而教之旨意，或有能知其意而不能道者，宜细加推阐。章氏曾比较惠栋与戴震二巨儒曰：“就学问论，戴震不如惠栋^[49]，然惠栋不再传而奄息，戴震弟子却放异彩于清代。”^[50]何故^[51]？惠栋好博尊闻，其弟子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戴震综形名，任裁断，其弟子数家，分析条理，皆缜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括而言之，其最大之区别有二^[52]：一曰治学手段殊：惠氏墨守汉学家法，而戴氏另辟新径；二曰治学态度异：惠氏不能使学者自由探求，留其发展之余地；而戴氏任学者自求新见，贵在发明。章太炎与弟子吴承仕论学时亦云，“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53]。如此，则明章氏之“教”义，至少应囊括治学之法与治学之态度二者。章氏云戴氏但开门径，此门径施之于教，即为讲大体。章氏于顾炎武说经之法亦曾加以研究，其云：“顾氏说经，均论大体，小处不讲。”^[54]章氏于此论中另举顾炎武为例，是为明证。治学之态度，以有所发明为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论朴学之治学传统曰：“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摒。……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亦不以为忤。”章氏秉承朴学传统，其讲学说教，亦持讲大体与贵发明二端。兹以章氏史学教学思想为例，作一说明，虽或未足尽之，亦窥其大体矣。章太炎曰^[55]：“环球诸邦，兴灭无常；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其能屹立数千载而永存者，非独政教饬治而已，必有特异之学术，足以发扬其种姓。此学术者何？国学、国粹是也！自余学问，皆普通之技，惟国粹则为特别。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灭，今若论民族独立，必先以研求国粹为主；而国粹又以历史为主。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欲言历史为亟。夫人之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故历史实为国人应备之常识。然中国历史乃中国独有之学，非共同之学，故纵详知别国历史而不知本国历史，亦为常识不备。惟有晓得本国历史，方可谓有常识！”^[56]章太炎以为，一国之历史有如一家之家谱，所载尽是已往之事，其错综繁复，无一定之规律；而历史为之归纳，分类记载，使阅者据之而知国家强弱之因，战争胜败之由，民族盛衰之变迁，乃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读史之士，虽学力不同，其识见亦异，然读史“省功而易进，多识而发志”^[57]之功效则同。若能熟知历史，据以致用，其上者察见社会之变迁，方略之当否，如观棋谱，以得其运用之妙；其次则牢记事实，考制度，明沿革，如读家中旧契，以备行政之采择^[58]。且章氏所处之时代，民族存亡系于一线，国家废立只在瞬间，学者求学，亦为保国，故斯世之学可谓切要之学。章氏曰，今日切要之学有二途：一曰求是，二曰致用。然求是之学不足以致用，致用之学亦不俱合于求是。故能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者，即为今日切要之学^[59]。今学校法政、政治、经济、哲学、历史诸科中，能为此者，其唯在史^[60]。藏往知来^[61]，史学教学之功用，大抵如此，故学校尤应提倡历史一科。

经史传世，江河不废。然则，史书宜于自读，不宜于演讲^[62]。何者？“大约学问之事，书多而文义浅露者，宜各自阅览；书少而文义深奥者，宜教师讲解。”历史非科学之比；科学精奧，非教师之讲解，不能明了。历史不然，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在读者各自心神领会。历史一科，其书虽广，而文易知，其事虽烦，而贤人君子之事与夫得失之故悉有之。其所从入之途，则务于眼学，不务耳学。如此，则为师者亦得以余暇考其深浅也。然疑古思潮骤起，今文遗祸犹在，学风转瞬凋敝，“今之学者，务欲速成，鲜有肯闭门读书十年者。”^[63]学者讳其伧陋，遂转作妄说，以史为不足谈，其祸又大矣！而学校偏重讲授，鄙弃自学，其于史最疏。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虽大学诸生，犹多有未闻^[64]。故史学渐衰，其祸遂中于国^[65]。章氏素以弘扬国粹、保存国性为宏愿，其致力于斯亦勤，及此虽弗能为力，然亦谋求救弊之法。“思所以振之，视诸先正从容讲授之世，故已难矣。仆所为夙夜孜孜以求维持于不敝者，复不能尽与前修同术。”何者？“今昔时代不同，今日之讲学不如往昔矣。”^[66]“近代学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学。”^[67]天地已易，四时已变，而“教学日偷”^[68]有见于此，章太炎主张宜进行史学教学改革。其主张有二：一讲大体，二贵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