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的错位：1943年新生活运动在陕西

赵　肖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历史学创新实验班）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讲演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标志着新生活运动正式发起。此后，新生活运动一直延续了十五年（以下简称“新运”），如果以抗日战争为分界线，“新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而目前学术界对新生活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前这一大力发展的阶段，区域上集中在“新运”的发源地南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温波的《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陕西作为西北重镇在“新运”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而抗战中的陕西“新运”更是由于资料缺乏等因素鲜有关注。以1943年作为切入点研究陕西在抗战时的“新运”工作，一方面是因为陕西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毕竟在抗战期间，全国几乎只有西北、西南的新生活运动还在进行；另一方面，1943年抗战即将结束，这个时间也可以作为全国“新运”重新开始的阶段。因此，1943年的陕西“新运”是很具代表性的，既带有抗战特色，又回归“新运”主题。以档案为主要资料，通过1943年陕西的“新运”工作来透视整个全国“新运”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