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风气成就着自由的时代
做学术难，要做到学术自由更难，那么何以称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是“自由”的呢？总体而言，就是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风气，这个风气就是“自由”——自由讲学、自由著述、自由批评、自由流动、自由传播[2]。
春秋后期，随着礼崩乐坏和“学在官府”的局面的打破，那些落魄的贵族失去封地，奴隶变为平民，他们既没有钱财来维持生活，也没有技能来挣钱谋生，知识成了他们唯一维持生计的手段，于是他们向社会招收门徒，收取“束修”，私学便由此产生。私学产生后，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处在四分五裂的战争状态，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有力量阻止它发展壮大，另一方面由于私人讲学的条件不高，只要交纳少许学费就可以入学，可以说群众基础好，很容易得到平民的认可，因此私人讲学的市场越来越大，原来以落魄贵族为主体的讲学队伍，渐渐地加入了一些平民出身的讲学者。只要具备讲学水平，就会有门徒追随，而且水平越高，越能自圆其说，它的“生源”就会越好。这样，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私人讲学的热潮，且逐渐扩展延伸到整个时代，随之而来，尊师风气渐起，师的地位和作用也渐渐的重要和神圣起来，“传道、授业、解惑”的尊师言论成了本门弟子崇拜的信条和行动的指南，于是一个个学派便处在了产生之前的萌发和酝酿的阶段之中。
当然一个学派的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时间的“传道”和接受社会的实践检验中渐趋发展和完善的。而在其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著书立说，这一时期著述的典型当属孔子，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虽是在整理和继承前人的成果，但他却以自己的价值观“笔则笔，削则削”，实则是为了一家之言的传扬。
孔子之后，儒、墨显学各自著书立说自不必说，而道家、法家、名家、兵家、纵横家也纷纷著述，据史书记载，孟子作书七篇，邹衍作《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老子著上下篇，慎到著十二论，庄周著书十余万言，荀子列数万言而卒……从各自著述的内容来看，已经由孔子的整理前人成果转向了自我创作。正是这些作品集中凝结了各家学者、“专家”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结晶，他们著书立说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和限制，只要言之成理，能够自圆其说，能够有一批“追随者”紧随其后，其著作就可流传，其学说就可传播下去，那么他在百家争鸣中便可以有说话的空间，正是这一部部代表不同思想见地的著作支撑着百花齐放的争鸣局面。
没有批评就无所谓进步，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里，正是接连不断的平等的批评才使各家思想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当时儒、墨被称作显学，但也是受到批评最多的学派。孔子曾标榜“爱人”，强调“亲亲为大”，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墨子则反对孔子的这种有区别的“爱”，认为儒家的这种以爱父母为核心、由近及远的爱是“别爱”，便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兼爱”的思想[3]。而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却起来反对，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墨子非儒“其所非者为儒家之丧服及丧礼，以其违节葬之旨；非其娶妻亲迎，以其尊妻侔于父，违尚同之义；非其执有命，以申非命之说也，非其贪饮食，惰作务，以明贵俭之义也，非其循而不作，以与背周用夏之旨不合也；非其胜不逐奔，掩函勿射，以其异于非攻之论也；非其徒古其服其言，非其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勿击不鸣，以其无强聒不舍之风，背于贵义之旨也……”。儒家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但道家却恰恰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4]。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都曾对战争发表过看法，儒家的孔子主张要“慎战”，但老子却明确地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而法家却与两者观点截然相反，商鞅认为：“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5]儒墨显学尚且如此备受批评，其他各家怎能幸免？道、法、名、纵横各家无一例外。这一时期虽有显学，但没有所谓的主流意识，众家平等。正是这诸家相互间平等而尖锐的批评，才使得各家思想日臻成熟和完善，也为学术自由的勃兴创造了一个非同一般的批评与讨论的大环境。
春秋后期，随着原有经济体制的渐趋瓦解，社会阶层也随之重新分化、整合。士，这个贵族的最低阶层开始明显的分裂为文士和武士，武士自是带兵打仗的勇士，文士也有其自己阶层的言行道德准则。虽然诸子之士各有其道，但都为了各自的理想和人生追求而奔波、游历。且不说纵横家周游列国，合纵连横，单就孔子也曾先后在齐、卫、曹、宋、陈、蔡、许、楚游历，这其中自然有孔子向国君推销自己学说的因素，但这也是当时学者地域性的自由流动的一个明证。这种流动，也直接促进了学说的传播。还有另一种流动，就是各个学派学习者的自由流动，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大家”，也曾不得不受本门学派“生源”不足的困扰，与孔子同时创办私学的少正卯，也是当时的一位有名的学者，因为他讲学生动，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空”。可见两人门徒流动性之大，这也正是当时游学之士自由流动的一个缩影。还有当时显学之一墨家创始人墨子仕宋却北至齐，西使卫，数游楚，至如孟子、荀子也曾不止一次游历他国，这也说明诸子自由流动的普遍和频繁，也更见这些“士”人为了学说，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春秋战国，诸家学说蜂起，虽有儒墨显学，但并没有所谓的主流意识，民众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不必因自己的“信仰”而担心遭受打击，他们可以“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可以“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世之学老者，则绌儒，儒家亦绌老子”[6]的局面，作为各家思想的传播者，要想使自己的学说能够有更大的市场，更加“深入人心”，他们一方面通过周游列国，“仕则仕，止则止”，另一方面则从自身学说下功夫，力争通过学说本身的内在吸引力来收揽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