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与“国民”的双重变奏
如前所述，虽然五四学生对“世界潮流”到来的现实有着普遍认同，但是他们从未在“世界潮流”的内涵上达成一致。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奔涌而来的背景下，可以说五四学生是“各取所需”。因为“世界潮流”不可能是一股而已，而是竞相奔流、泥沙俱下、一浪高过一浪，不同性情、经历、思想传统的学生当然会关注到不同的“潮流”[40]。
“新潮”和“国民”两个集体在组织、旨趣和发展上大异其趣，亦如前引黄日葵和许德珩所言，其成员思想在整体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倾向，这就决定了两杂志的内容也将各有所侧重。通过对两个杂志目录和文章思想内容的考察，我们能够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相比之下，《新潮》重理论言说，《国民》重行动探索；《新潮》重学术思想，《国民》重时事政治；《新潮》重“新文化”的宣传，《国民》重民族国家的重建（或叫“反帝反封”）[41]。
两个杂志的不同思想内容又构建了不同的“思想论域”，这不仅表现在是否采用新的语言形式（白话文），更在于思想论域中主体意识的出现。这种主体意识表现为一种危机意识，而危机意识又是在政治社会环境和思想环境两个脉络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在这样的环境脉络中，与其他知识分子比起来，五四学生的危机意识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胸怀强烈的前瞻意识，展望未来理想社会，“视历史为一个向着光明的远景作直线的发展”[42]。在单线进化的思维模式下，“世界潮流”顺理成章地滚滚而来，只待新青年们“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新潮”和“国民”眼中的浩荡潮流究竟各是什么。
首先，二者都关注着群众组织、社会运动的“潮流”。傅斯年在《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文中指出，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已经过时，即将到来的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成了一股潮流。这个看法在李大钊、罗家伦、许德珩等的论述中也存在，可见基本上是时人的一个共识。五四运动前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中国学生对此做出了很大反应。《新潮》和《国民》有专文论及此事[43]。其中一篇即为傅斯年所写，他总结了“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并认为“顺着这世界的潮流，必得最后胜利”[44]。这种渴望在“新潮”和“国民”集体中十分普遍。究其原因，盖基于“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45]。针对这一状况，傅斯年提出了“无中生有造社会”的命题，发出建立“社会的信条”的号召，进而也表达了对有组织的群众、社会运动的渴望[46]。
但不同的是，“新潮”侧重在思想层面探究“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国有无社会、为什么无实质之社会、又怎么“无中生有造社会”？他们的目标是向内的，认为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思想是首要问题；而“国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则是在“直接行动”上，他们的目标对外的，是要反抗“侵略者”的压迫[47]。至于思想层面的探讨，《国民》只不过是潮流所及“客串”而已。从此也可看出两个集体“学术与政治”不同倾向的端倪。
其次，“新潮”还关注着“人生问题”“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尤其注重“西潮”的引进，并追根溯源地意识到了“科学”的重要性，但因“启蒙”任务之紧迫而不得不暂且放下[48]。傅斯年在讨论“人生问题发端”时，总结道：“照这来看，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我们在这里研究人生问题，当然不能离开这条道路呵！”[49]在如今看来颇为天真幼稚的《去兵》一文中，傅斯年指明“世界的新潮流”就是一切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全本这‘Democracy’一个主义而行”[50]，在傅斯年看来，我们无疑“要去跳进世界流去”[51]。
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新青年》助手的《新潮》，如此关注思想文化潮流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从前后出版了十二期的《新潮》杂志目录即可见一斑。他们译介西方科学文化、社会思潮：如“哲学、伦理”“一九二〇年名著介绍特号”“戏剧”栏目，重新估定传统文化价值：如书报评介栏目，鼓吹白话文运动：如“小说”“诗”“语言、文学”栏目，即便在“政治、经济”栏目中也多关住从学理上探究社会问题的原因。这与《国民》同名的栏目差异极大。《国民》关注的是“外交与民气”“争回海关税率国定问题”“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等等，用其成员的话说就是“反帝反封”。“国民”在宣传新文化方面则无甚着力，这也并非他们的意图所在[52]。
最后，在“国民”看来，“世界潮流”除了“民治主义”“社会革命”外，更是“民族自决”“劳动主义”和“互助主义”，他们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无论是组建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还是《国民》“抵制日货”的宗旨都说明了这一点。正如许德珩所言，“国民”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军阀、反卖国贼，不是谈文学革命”[53]。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更多地放在“救亡”上，许德珩在谈到中日近代以来之关系时痛心疾首地说：“嗟乎！嗟乎！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而今不忍看。试一览近世之亚洲地图，而彼倭人之踪迹，几无不蹂躏遍之者。是果何道以致此？是果何术以致此？”[54]即便是在监狱里（因五四事件而被捕入狱），许德珩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55]。在这种强烈民族意识的驱使下，正如“国民”之名。他们走向了革命运动的十字街头而不是学术思想的象牙塔。
“新潮”弄潮儿“弄”的是世界潮流中“思想学术和科学文化”潮，主要应对了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而“国民”弄潮儿们则“弄”的是世界潮流中“政治实践和民族自决”潮，主要侧重社会政治秩序层面的建设。虽然他们同时在关注着“社会革命”“群众运动”等潮流，但亦因思维模式和思想理据的差异而侧重不同方面。
相比之下，“国民”的意识中构建的世界图式是“国民-国家（民族）-世界”；而新潮的世界图景则是“个人-社会-人类（世界）”。前者是践履型知识分子，重群体意识和民族主义，走平民主义路线，以“国”为“体”，以“世界潮流”为“用”，初衷及最终目的都落实在“国”上，始终关怀着现实问题和家国命运，虽然也拥抱着“世界”的理想，但当遥远的世界理想和急迫的民族危亡发生矛盾的时候，无疑“国”的利益是最重要的，他们将毫不犹豫地投入运动大潮，直接地、坚决地进行战斗；而后者更像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怀抱世界主义的价值理想，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启蒙民众，注重塑造“真我”，以“世界潮流”为“体”，以“社会”为“用”，即便当“救亡”大潮以压倒之势涌来时，虽然他们会“自觉地”投身群众运动潮流之中，但仍片刻“不自愿”忘却、抛弃他们曾宣扬的、深信的“世界”理想，所以会表现出知识分子固有的态度上的徘徊犹豫和心灵上的紧张冲突。这一点从双方同人对“五四事件”行动过程中许多细节的态度差异也可窥一二[56]。
另外，“国民”和“新潮”之间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中“理”与“势”的矛盾。“国民”更注重“势”，以“势”归“理”。在国民同人看来，这个“势”就是社会政治秩序的危机，是外敌的侵略与压迫，是中国的落后与贫弱，由“势”推出的“理”就是以群众运动、社会革命等为手段的“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而“新潮”则侧重“理”，以“理”建“势”。他们意识到重建“意义”的重要性，并认为“思想革命”是根本的途径，然后才能解决政治秩序的危机。于是他们怀抱着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价值理想，“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试图建立“世界主义的国家”，而这种理想必然会和当时的“救亡”形势相冲突，以致于为后人诟病为“资产阶级软弱性”，这也是近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直所面临的困境。
由此，在五四学生普遍认同的“世界潮流”中，我们又发现了其间多元多歧的状况。学生们在对多元世界潮流的取舍之间，表现出了深刻的思想“两歧性”。这种内在思想的“两歧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外在“潮流”之“多歧性”，正是紧张冲突的各种潮流刺激了学生们的思维，从中催化出丰富紧张的思想，以致于在他们的思想中形成了犹如海面浪潮翻涌、波澜起伏的景象。相对而言，以傅斯年为代表的“新潮”集体更倾向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而以许德珩为代表的“国民”集体则更倾向于“民族主义”“群体意识”和“平民主义”，二者之间关联互动、紧张冲突，共同奏出了“‘新潮’与‘国民’的双重变奏”[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