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武周“河间景城人，父匡，徙家马邑”^[1]。累有军功，在马邑太守王仁恭的麾下任“鹰扬府校尉”。但因惧怕“与仁恭侍儿私通”一事暴露，又“见天下已乱，阴怀异计”。假称患病，“乡闾豪杰多来候问”刘武周乘机“纵酒大言曰“盗贼若此，壮士守志，并死沟壑，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和盘托出反叛计划后，“诸豪杰皆许诺”，同意与刘武周合作反隋，次日“斩仁恭”并且“开廪以赈穷乏，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余人”。至此刘武周正式起兵反隋。刘武周于义宁元年起兵后，立即“遣使附于突厥”，与之结成同盟。这一同盟在稍后刘武周对代北地区的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旧唐书》卷五十五《刘武周传》载：

“隋雁门郡丞陈孝意、虎贲将王智辩合兵讨之，围其桑干镇。会突厥大至，与武周共击智辩，隋师败绩，孝意奔还雁门，部人杀之以城降于武周。于是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始毕可汗以马报之，兵威益振乃攻陷定襄复归于马邑。”

刘武周凭借突厥的军事援助将势力范围拓展至整个代北地区，并且占据了马邑，雁门，定襄等重要据点。而刘武周深谙突厥“胜止求财，败无惭色”^[2]的特点，在“进取汾阳宫”后，刘武周立刻将“获隋宫人以赂突厥”。以期用财帛子女继续获取突厥的军事支持，始毕可汗“以马报之”满足了刘武周的愿望。刘武周—突厥同盟正式确立，从上述刘武周与突厥关系发展的史实中可以看出刘武周与突厥二者通过“赂突厥”与“报兵马”的方式构建同盟的互利模式即刘武周在经济上馈赠突厥，军事上依赖突厥。但这并不是刘武周—突厥同盟互利模式的全部。

刘武周攻陷定襄后不久，“突厥立武周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因僣称皇帝，以妻沮氏为皇后，建元为天兴”^[3]。突厥对刘武周的册封，是为明确双方的政治隶属关系。刘武周“定杨可汗”的政治身份来源于突厥的册封，突厥将象征权力的狼头纛授予刘武周，就是在强调刘武周对东突厥汗国的政治臣属。当时东突厥汗国还将狼头纛授予“解事天子”梁师都与“平杨天子”郭子和^[4]，因此刘武周与突厥的结盟更类似于现代社会中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在东突厥汗国的狼头纛下，存在着不同名号的子公司，无论他们内在的特点如何，在政治上始终要服从于母公司——东突厥汗国的安排。刘武周在攻陷定襄后到武德二年初的扩张停滞是这一比喻最好的注解。

夺取定襄后，刘武周政权面临着继续发展的问题。刘武周的生存空间是以马邑，定襄，雁门等地为中心的代北地区，面积狭小，刘武周政权在东西两侧上的扩张受阻于太行山脉与黄河，北部为东突厥汗国，也不可能成为刘武周的矛头所向，唯有向南夺取河东地区才能进一步发展政权，此时盘踞河东的李渊恰好担心此点。他曾对刘文静表示“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蠧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5]。而日后刘武周对山西的进攻也验证了李渊的担心。因此刘武周政权的发展问题就是向南争夺河东问题。但是从义宁元年二月攻陷定襄之后直到武德二年初，《资治通鉴》，两唐书均无记载刘武周对河东用兵的记录，那么此时的刘武周为什么没有向南进攻？就在刘武周起兵后不久，李渊也于当年六月“传檄诸郡，称义兵，开大将军府，置三军”^[6]。与刘武周相同的是李渊在起兵前后也迅速与突厥结成同盟。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四隋纪八 恭皇帝义宁元年条下载：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

李渊以极其丰厚的财富以及“和亲宝货”的许诺贿赂突厥，甚至不惜表示“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7]，面对李渊丰厚的大礼，始毕可汗表示“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8]随即“命以此意为复书”与李渊结成联盟，李渊与刘武周一样成为了东突厥母公司下的子公司，既然同为东突厥支持下的子公司，自然不能相互攻击。因此在义宁元年二月至武德二年初刘武周并没有南下进攻河东地区的唐政府。这无疑是刘武周在政治上服从于突厥安排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刘武周—突厥同盟的互利模式是刘武周在经济上回报突厥，军事上依赖突厥，同时在政治上臣属突厥。三者之间缺一不可，并非像李方先生所言“以贿赂的厚薄，决定支持的对象”^[9]。因此在代北时期的刘武周政权并不具有独立性，相反是对突厥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唐初宰相裴寂曾准确的评价刘武周为“事胡者”^[10]。

前文已述刘武周的起兵是刘武周与代北地区“乡闾豪杰”合作的结果，在刘武周的军队中仍然有“万余人”的汉族士兵，又在武德元年末“易州贼帅宋金刚……帅众四千西奔刘武周”^[11]加盟刘武周。可见在刘武周身边凝聚了一批汉族势力，就在宋金刚归降后不久，即“说武周入图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向以争天下”^[12]。宋金刚的言论代表了刘武周政权内的汉族群体也包括刘武周本人的利益取向就是“南向争天下”但是这一愿望却长期受制于东突厥的战略安排，围绕着南向问题刘武周及其身边的汉族群体与东突厥长期存在着矛盾，对此李世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13]因此刘武周—突厥同盟是一个存在有离心倾向的同盟，并不稳定。因此刘武周是一个心怀“争天下”的“事胡者”，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久居此位。围绕在他身边的汉族势力又刺激了他“争天下”的野心，他最终是要打破“事胡者”这一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