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余论
刘宋时期（420—479），与高句丽长寿王高琏在位时间（413—491）大致相当。这段时间内高句丽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又受到诸多外力的作用，往往转变其对外策略。结合高句丽的南北朝朝贡表，我们可以将其南朝与北朝倾向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以“冯弘事件”以及淮北易主（或是联姻事件，两者都发生在466年）这一南北朝标志性事件为界。
“冯弘事件”发生之前，高句丽对于南朝与北朝的态度可以说是较为相等，甚至已经出现了倾向于北朝的势头，435年，高句丽派遣使者入魏“请国讳”。就南北朝军事力量比较而言，刘宋与北魏相持于黄河一线。而“冯弘事件”的爆发，由于高句丽长寿王琏对冯弘的措施使得北魏很不满意，使得刚刚建立的友好关系破裂，双方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高句丽没有对北魏进行朝贡。正是基于此，刘宋对高句丽不断主动地加封，希望通过册封，进而密切与高句丽的计划，欲形成对北魏的包围。对于这样的计划，高句丽又处在与北魏的冷冻期，使得其没有理由拒绝和刘宋的进一步联系。正是这种双向的需求，使得在这段时间内双方关系较为友好。
直至466年淮北易主之后，北魏的实力开始远远的高于刘宋，使得高句丽不得不转变其南北朝的倾向。同时在联姻事件中北魏所表现出的气势也在高句丽的对外交涉政协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来自北方的恐慌与畏惧不得不使高句丽与北朝保持一定的联系。而早在447年高句丽南迁首都已经使得高句丽尝到向南发展的甜头，而北魏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放纵，进一步密切了高句丽与北魏的关系。正是基于上述的三点原因，使得在刘宋后期，高句丽一直保持着北朝的倾向。刘宋灭亡后的魏伐百济[38]，正是这一势头的延续。
东北亚政局的变动，是中原的两个王朝与朝鲜半岛诸国关系演变的不同阶段的表现。而朝贡与册封这两大途径正是诸国往来与变化的一面透视镜。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册封，以及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一来是时局变动的一个重要的反映，一来又牵引着时局的变动。正是东亚这种变动的社会秩序，才使得东亚诸国能够有机的融合、交流，成为东亚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推动了东亚历史的演进。
【注释】
[1]《通典》卷一八六《边防二·高句丽》。
[2]刘文建：《高句丽与南北朝朝贡关系变化研究》，《东北史论》，2010年第2期。
[3]姜维公：《南朝与北朝对高句丽政策的比较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
[4]李凭：《北朝研究存稿》，商务印书馆，2006年。
[5]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6]刘宋时期，亦是高句丽历史上著名君王长寿王高琏在位时期，本文亦为研究长寿王高琏提供一些帮助。
[7]本表根据《南史》《北史》《宋书》《魏书》《三国史记》，《册府元龟》兼参考《建康实录》《资治通鉴》，对于重复记载，出处栏内不再列出，特此声明。
[8]刘宋对高句丽的拉拢，见《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载有拓跋焘给宋太祖的书信：“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可见，刘宋希望通过与高句丽的联合，从而对北魏形成包围圈。
[9]《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长寿王》。
[10]《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
[11]《魏书》卷一百《高句丽传》。
[12]《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
[13]《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
[14]上表所记录的高句丽对于北魏的朝贡，正是在冯弘事件之后的435—439年之间，韩昇教授在其《四到六世纪东海诸国在南朝对外关系秩序中的地位变化》一文中特别指出这一时期高句丽与北魏的往来在政治上是“折冲尊俎”，这段时间高句丽与北魏的来往乃是因为“冯弘事件”。
[15]乐平王劝阻的原因，详见《魏书》卷十七《乐平王传》。“丕上疏，以为和龙既定，宜优复之，使广修农殖，已饶军实，然后进图，可一举而灭。”可见，北魏军队已元气大伤。
[16]李凭在其《魏燕战争前后的北朝与高句丽》一文中认为：“（高句丽）权衡利弊之后，高句丽选择了杀死冯弘以缓和与北魏的关系的方法……由于北魏与高句丽之间未曾发生战争，对于后来他们之间的交往没有造成恶劣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高句丽有意缓和与北魏的关系，便不会为宋明帝北伐献马八百匹。同时，我们以可以从《高句丽在刘宋时期往南、北朝朝贡表》看出，“冯弘事件”之后，北魏与高句丽的往来便不见史载了，直至461年，其影响应当是相当恶劣的。
[17]《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
[18]转引自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9]《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
[20]《宋书》卷九十七《夷蛮传》。
[21]《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下》。
[22]《南史》卷七十九《夷貊下》。
[23]《魏书》卷一百《高句丽传》。
[24]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0页。
[25]《建康实录》太祖文皇帝元嘉二十八年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448页。
[26]这两次入侵分别发生在刘宋大明二年与大明四年。《宋书》卷六《孝武帝纪》载有：“（大明）二年……是冬，索虏寇青州，刺史颜师伯频大破之……（大明）四年……三月……索虏寇北阴平孔堤，太守杨归子击破之。……十二月……索虏遣使请和。”
[27]《魏书》卷六《显祖纪》。
[28]陈金凤与笔者观点相同。在其《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中指出：“（南北）均势的打破，是发生与泰始初年的淮北沦陷。”见《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第10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29]《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长寿王》二十三年条：魏人数伐燕，燕日危蹙。燕王冯弘曰：“若事急，且东依高句丽，以图后举。”以此可证。
[30]《魏书》卷九十七《海夷冯跋传》。
[31]《十六国春秋》卷九十八《北燕录·冯跋传》，见（中国台湾）《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楼影印本，1983年。
[32]《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毗有王》。
[33]《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毗有王》。
[34]《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长寿王》。
[35]参见《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长寿王》六十三年条；《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盖卤王》二十一年条。
[36]《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长寿王》。
[37]参见《北史》卷九十四《百济传》，同时可参看《魏书》卷一百《百济传》，《三国史记》卷二十五《百济本纪·盖卤王》十八年条。
[38]参看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