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勣的为臣之道——兼谈李勣种种政治行为的原因

论李勣的为臣之道——兼谈李勣种种政治行为的原因

吕 博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历史学)

我们对于李勣的研究远远不及唐代的另外一个重要将领——李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者们由于受阶级理论的影响,对李勣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其降唐后阶级属性的变化,即农民起义军领袖投降李唐地主,背叛农民阶级。如《江汉论坛》1979年第2期《徐世勣与瓦岗军》一文认为李勣出身土豪,协助王伯当把贵族李密捧上魏公的宝座,就是地主阶级夺取革命果实,背叛农民起义军。后来陕西师范大学学者赵文润发表《李勣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对以上看法进行纠正,他肯定了李勣在瓦岗军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军事才能,否定了机械的套用阶级理论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方式。黄永年先生在《论李勣》[1]中指出,从大业十二年后到贞观十五年的战争中,李勣经常不当主将而当副将,引用“不能大胜,亦不能大败”说明李勣的战绩,认为李勣在军事上难以比肩于李靖。同时认为李勣始终见重于唐室是因为他源出山东。然而我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在唐太宗后期,山东的官员受到诸多的质疑与打击,并不是一直得势。关于这一点,赵文润先生在随后的《关于李勣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与黄永年同志商榷》[2]中指出李勣的官职不是最高,但战绩却是显然的,不能以官职的重要程度来评判他的功绩。著名唐史专家牛致功先生在《〈李勣墓志铭〉的有关问题》中着重论述文献记载与墓志铭异同,对李勣的年龄,籍贯等进行了考证,以及综述李勣与三朝君主的事迹。学者宁志新的《李勣评传》详尽地记叙了李勣的一生,并对其丰功伟业以及弱点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和解说。但是前人学者较多的关注李勣的军事功绩,而对于他的政治操术少有涉及。李勣更侍三主,度尽数次政治风波,却屡屡能处之泰然,最终安享天年。可见,他有自己独特的政坛生存之道以及对政治斗争的免疫力。所以笔者尝试从其政治操术着手加以论述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