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束语
唐代社会传统汉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丽篇章，它促使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再次充满生机。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化”掉，相反，在吸收各种外来文化之后，反而变得更加辉煌和灿烂，这正是大唐文化的魅力所在。而宋代对“胡化”的排斥，实质上反映了宋代文化的重新整合和对“胡化”现象的“汉化”改造问题。换句话说，每一种文化都是各个民族适应一定的自然环境、继承一定的历史传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创造出来的。各个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并非一律并畜兼收，往往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文化中选取、比较而决定弃取。唐宋两代对“胡化”现象的态度由“接受”转为“抵制”，就鲜明地反映出汉文化与异域文化的融合，也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根据汉文化本身的特点而有所选择。
【注释】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18页。
[2]〔后晋〕刘晌：《旧唐书》卷四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7页。
[3]〔后晋〕刘晌：《旧唐书》卷四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7页。
[4]〔后晋〕刘晌：《旧唐书》卷四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7页。
[5]〔后晋〕刘晌：《旧唐书》卷三一，第665页。
[6]《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页。
[7]《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8]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卷三一五，中华书局，1982年。
[9]〔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一三一《李石传》，中华书局，1975年。
[10]〔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與服4之7，中华书局，1997年。
[12]吴曾：《能改商漫录》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88，中华书局，1997年。
[14]〔宋〕袁撰：《枫窗小牍》商卷上，明万历（1573—1620）刻本。
[15]〔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中华书局，1988年。
[16]〔宋〕朱弁：《续散被说》《说郛》卷三八；苏辙《栾城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1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一，中华书局，1986年。
[18]袁采：《世范·治家》，《四库全书》本。
[19]〔宋〕石介：《徂徕集卷·祥符诏书记》，《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090页。
[20]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页。
[2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中华书局，1956年。
[2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6页。
[2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06页。
[2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典服四之七，中华书局，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