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代的五四学生群体
张灏先生曾指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大致从1895年至1925年），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和思想的内容都发生了突破性巨变[4]。正是在“转型时代”的大变局背景下，随着制度性传播媒介的涌现，近代公共领域的原初形态逐渐产生，“通过这些空间结构，近代中国的新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以救国为主旨，聚集起来，实现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并形成批判性的公众舆论。”[5]现代意义上的学生群体作为新知识阶层的一部分，在此“救亡”背景下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1985年“公车上书”的康梁等最后一批传统教育下的“晚清学生群体”，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等第一批由中国新知识分子自主教育出来的“五四学生群体”，“学生”遂渐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了清季民初“三千年未有之变局”[6]。因此，处在转型时代的学生群体也不得不面临时代的问题，即随着思想内容变化而出现的双重危机：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和道德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7]。“生在危机里，长在危机下”的五四学生群体正是一面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下成长起来，同时又在自身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提前加入启蒙阵营，继续启蒙，成为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8]。兼具“被启蒙者”与“启蒙者”双重身份的五四学生群体与老师们共享着多元多歧的五四思想，面临着启蒙的两难困境，但也存在着既不同于在浩荡潮流中时常无措、变化不定的晚清康梁一代，又不同于揭出病苦、重估价值的鲁迅一代的特质[9]。他们在“世界潮流”面前思考着中国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然而由于个人经历、性情、思想资源等因素的差异，学生群体在表面态度的同一性背后却隐藏着各自不同的内在思想理据和思维模式，从而在世界潮流面前选择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正如九十年来“五四阐释史”中简单化、口号式的“宏大叙事”难以涵盖丰富紧张的五四一样，将五四学生群体简单地视为“铁板一块”是不可取的——尽管五四当天下午学生们在街上打着一样的旗帜、呼喊着相同的口号。我们应当看到，正是这样丰富且紧张的时代造就了五四学生群体“紧张而丰富的心灵”。疾速变幻的时局冲击着他们的精神思想，新形势下日盛的西风催化了他们已经被启蒙了的传统思维，连同从老师辈那里继承的启蒙思想一起发酵，形成了并不成熟又不同于前辈的价值观念。他们试图挪移乾坤主动应对危机的挑战，于是在新的思想论域中积极地参与问题的讨论，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直接行动”去组织新的制度性传播媒介（杂志、报刊、学会等），在新潮流中乘风破浪，一步步地走向他们所鼓吹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
由此，我们应注意到五四学生群体的复杂性[10]。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因五四运动刺激而大大扩展深化了，那么，五四学生群体内部构成也正是在五四运动的“运动”下而完成了新陈代谢、分化重组。从此，新的生命取得主导地位，旧的势力要么被潮流淹没，要么不同程度地转变为“新青年”。然而，即便在启蒙了的“新青年”内部也因分化重组而形成了有不同思想和价值取向的学生集体，这一点从五四运动前后北大成立的各种学生社团即可窥一二。
在国民编辑许德珩的回忆中，“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在蔡校长‘兼容并包’之中”，思想分野为三种类型：“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者”“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和“《国故》派的人物”。“其中学生方面有从事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如国民杂志社一班人，有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如新潮月刊社一班人，有发扬旧文化如国故月刊社一班人。他们在五四以前一个时期，还是各自为政、不相为谋的，真正是叫做‘自由发展’。”[11]许氏的论述难免有后见之明，但对学生基本倾向的划分则不无道理[12]。
由此可见，五四前学生群体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倾向，在组织关系上也是“各自政、自由发展”的，这在“新潮”和“国民”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13]。但此时他们还共享着启蒙的“态度同一性”，在“运动”来临前大都尚处于组织酝酿阶段且只限于舆论的言说。这两个集体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存在着冲突紧张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却和谐共存着[14]。这是五四思想的一道奇异景象。许纪霖先生曾指出，五四时期“新社会”理想“有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色彩，也有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他观察到“个人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在‘五四’时期混沌一片，尚未分化，这些具有内在紧张性的主义成为‘五四’知识分子共享的价值理想，毫无冲突地并存于他们的思想深处”[15]。这种既“共享”又“内在紧张”的吊诡现象是五四思想两歧性的突出表现，也为五四学生群体所共享。
五四学生思想深处存在着深刻的两歧性，表现为对立发展的几个趋势：“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16]。这些“两歧性”的特征为五四知识分子所共有，而在“无知无畏”的年轻学生的思想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17]。本文试图从“世界潮流”这一路径进入五四学生的思想世界，窥探其思想内部的紧张状况。同时，在论述过程中，将选取“新潮”和“国民”作为五四学生群体的个案进行考察，以期对五四学生群体的整体思想状况的某些方面有所反映[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