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代中日两国对外国开国要求的不同态度

余　平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级历史学）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中日两国近代史的开始时间是不同的。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日本的近代史，一般认为以1853年美国培里来航，即日本历史上所谓的“黑船事件”为开端。

1840年和1853年是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中很重要的一年。中国历史上，1840年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史时期；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模式开始转变，逐渐卷入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化的浪潮中。在对外交往中，中国经历了虎门销烟扬眉吐气的荣耀。随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一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国人饱尝屈辱。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从中英《南京条约》的条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人通过战争解决的，只是通商问题。换句话说，中英之间战争的实质是解决双方的贸易通商问题，英国人只是通过条约的形式将通商问题合法化。割地、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权益，只是为通商提供便利。而赔款则是为了赔偿英军在战争中的军费损失。

与中国被要求开国的目的不同，美国要求日本开国的初衷，是想在远东航线上开辟一个煤炭、燃料、淡水和食品的补充基地。对亚洲的贸易在美国的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亚洲贸易的重点是中国。太平洋航线使美国同英国的绕经非洲到达东方的航线相比更具竞争优势，而日本则是在这条航线中理想的贸易中转站和燃料、生活用品的补给站。在后来的《日美亲善条约》中，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两港向美国舰船提供必需品，约定美国船只非意外不得驶入其他港口。救助美国遇难船员和向美国船只提供粮食、淡水、煤炭等必需品是条约的重点。美国要求日本开放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通商，通商将日本作为市场是长期的考虑。“美国对未来的日本市场也还抱着希望”^[1]。同样是对外开放问题，在1853年的日本，却是不一样的处理方法。

1853年7月8日黄昏，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领四艘美国军舰组成的远征舰队，驶进了德川幕府所在地附近的江户湾浦贺港，要求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蒸汽轮船又冒着黑烟，因此日本人把它们叫做“黑船”，故这次事件在日本历史也被称为黑船事件。日本朝野震动，对是否接受美国国书在日本幕府上下引发了一番争论。幕府考虑如何不失国体且不引起冲突的解决方式。因为接受外国通信本身意味着违背祖法，浦贺港亦不允许许多外国船只驶入。但若不接受，则有引发战争的危险。既不能用战争来拒绝，又无法接受其开国要求，因而想用一种稳妥的方法将他们赶走^[2]。因此他们接受国书，并且答应在第二年春天再予答复。

对中国而言，开国意味着屈辱的开始。开国作为日本的一个出发点，可以说是日本的转折点^[3]。日本由此而进人世界文明之国，开国后五十年间，日本“得制度之整备，国力之增加，民业之繁荣，兵防之充实”等，皆“以柏利提督启其绪”^[4]。因此，培里来航而致开国，日本人感恩致敬，并认为是一件“伟功”。同样是面对开国的要求，具有很多相似点的中日两国，处理的方法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同，原因何在呢？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四方面。